“无事酒”，顾名思义，就是除了婚丧嫁娶之外，没事找事摆场子办酒席，趁机收取“份子钱”。近年来，这种不良的社会风气在不少地方尤其是农村较为普遍。今年以来，中纪委监察部官方网站通报了多起相关案例。

例如，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区委督查室主任江义于去年8月和10月，违规先后两次为其子举办升学宴，均未按规定报备。10月办升学宴时，邀请了亲属以外人员共计29人，违规收取礼金。

黑龙江齐齐哈尔市梅里斯区莽格吐乡莽格吐村妇女主任鄂玉杰去年9月违规操办“乔迁酒”，共设酒席15桌，并收取礼金。

从曝光的案例来看，这些干部摆酒，无非是找个理由收钱，借机敛财。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说：“这些找名目摆酒收钱的干部，仗着手中有权力，故意为自己设置腐败由头，乱‘敲竹杠’，群众得罪不起，只好‘破财免灾’，比节日敛财更恶劣。”

记者采访发现，越是在人情氛围浓厚的基层，“无事酒”式的腐败越为严重。秦巴山区的一些村民向记者坦言，很多政策掌握在村干部手里，村民要获得办事方便，普遍将“赶人情”视为“敲门砖”，通过参加村干部的酒宴来达到目的。一些村民说，如果不去怕得罪村干部，容易导致一些惠农补贴、补助等无法享受。

三峡库区一名基层干部告诉记者：“一些单位部门领导摆酒，喊你去总要表心意吧？心意不够了还不行。乡镇很多资源都要从上级单位部门要。”

庄德水认为，“无事酒”现象反映基层权力缺乏约束，由于监督不到位，基层干部才敢有恃无恐，制造利益输送的机会。

“无事酒”带坏风气群众深受其害

“有些干部频繁办酒，收一次的钱顶农民十来年的收入。虽然知道是腐败，但是却不得不送，群众非常反感。”秦巴山区的一名村民说。

这名村民给记者算了笔账：自己种四亩田，一年的收入不过5000元。而村干部办一次酒席，按一般情况下大约40桌，每桌8人，每人就算送礼金200元，收入也达六七万元。除去办酒席的费用，办一次酒席随随便便就收入五六万元，约合当地农民10年的收入。

“上学、看病、找工作……不花钱办不了事啊。”在南方某市的行政服务中心，一名来办事的群众向记者抱怨，“有人还巴不得借机会巴结那些干部，摆酒正好是个由头。”

“无事酒”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近年来，西部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纪委多次查处党员干部办“无事酒”敛财。一名被查处的乡镇干部称，他每年要送四五万元的“份子钱”。为了将送出去的份子钱收回，他便以搬家为由办酒席，结果被县纪委当场查处，并将收取的10万元礼金退还。“明知县里禁止办‘无事酒’，但我心存侥幸，想着以前很多领导干部都在办，自己不办太吃亏。”他说。

由于频繁参加酒宴，且礼金越来越高，不少干部都觉得难以承受。一名工作10多年的乡镇干部告诉记者，他每年家庭收入5万元，但份子钱就要送4万多元，经济压力很大。

“赶上逢年过节，良辰吉日，我一天最多收到4张请帖。人情费对大多数普通公务员来说是一笔不菲的开销。”南方某县级市一名公务员说，许多人收到请帖总觉得左右为难。不去觉得不给人面子，去吧又没有那么多金钱和时间，“无事酒”已成为人们的一种精神负担。

“隐秘化”“分散化”趋势为监督增加难度

如今，在中央加大力度整治“四风”的背景下，“无事酒”也引起多地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纷纷采取措施，遏制不良风气。

湖南省规定，从2013年11月1日起，党和国家工作人员除婚礼、丧礼外，禁办酒宴，村委会干部参照本规定执行。两年多以来，湖南党员干部办“无事酒”的歪风大大好转。

近年来，重庆也对“无事酒”进行了大力整治。记者在多个区县采访了解到，这些地区将整治“无事酒”当作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抓手，通过整治“无事酒”，党风、民风得到明显改善。

以巫溪县为例，由县纪委牵头出台规定，乡镇街道和部门细化配套方案，村完善村规民约。巫溪县严格限定办酒席范围，除婚嫁和丧事外，不得以任何理由办酒席。婚嫁和丧事需要提前申报，规模被限定在15桌以内。领导干部一旦被发现违规办酒席，一律免职，同时还可能追加党纪处分。

虽然整治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但“无事酒”目前也呈现隐秘化、分散化、跨区域化特点，给监督带来很大难度。一位纪检干部告诉记者：“一些人为了规避检查，到其他乡镇、区县办酒席；一些人为了掩人耳目，化整为零，多个场所分散办酒席；甚至还有一些人，今天办两桌，明天摆几席，只收礼金，不写礼单，这些都给整治带来极大难度。”

庄德水等专家认为，现有的“限酒令”“限宴令”在宴请数量、宴请范围上加以限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很难治本。除了加大惩处力度，更重要的是重构地方政治生态，约束官员手中权力，推动简政放权，避免官员借权力寻租。

(责任编辑：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