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还在继续开，参加的人逐步增加，先是外交部的人，后又是中联部的人，当然都是部级负责人。我们猜想与外事有关。

有一次散会后，我马上走到会场门口，见出来的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我急忙闪在一旁。他们一边走一边说笑，只听江青说：“走，还是老地方。”他们的红旗车连成一串，开往钓鱼台。后来，在大会堂北门外执勤的警卫对我说，每天散会后，还有不是住在钓鱼台的几个人，一起去了钓鱼台。他们是在为下一次的会议作准备。

会议不停地开，会场内的气氛变得更紧张了，有时一次会进行七八个小时。我们等在外边更是坐立不安。为了保密，会议场内的服务员只指定两人，其他人打下手，在场外等候。开会期间一位服务员进去送水，听到他们在指名批周总理，她惊呆了，把几杯水倒翻在地，哭着跑了出来———以后再没让这位服务员进去，连打下手也没她的份了。

有一次，我把药交给一位服务员，让她送给总理吃。她还空药瓶时，避开我的目光，低着头跑进服务间。我觉得不对，紧步跟了过去，她正用手绢擦泪，转身看到我，就止不住地哭出声来，对我说：“他们还在批总理……他妈的，我不干了。”

我按捺住难过的心情，强忍住要滚出的眼泪，压低嗓音，对她说：“别哭了!别哭了!别叫别人看见了。”看她实在止不住哭声，我就把她让进了隔壁的福建厅。“你在这里哭一会儿吧，有事我来叫你。”

最后一天的会议照例是晚8时开始的。出乎意料的是，会议只进行了3个多小时就散了，这次总理不是第一个出来。先出来的是那些部长们，他们哭丧的面孔不见了，脸上露出了笑容，看到我就主动打招呼，问一声：“还好吗?”这一声“好”，问得我心里顿时暖呼呼的。王海容更是直率地对我说：“你又可以‘吃’宴会了。”她以此向我透露总理又可以见外宾了。我一直提到嗓子眼的心总算落了下来。

会议结束了，为什么批总理，我们不清楚。我们看到的是总理的血尿越来越多，病愈来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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