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宋江领导的梁山义军，其实很难与“农民起义”扯得上边。

    梁山，一共经历了三代领导人。每代领导人的路线纲领，都各不相同。

    王伦时期的梁山，是他的小农自留地，小打小闹，捉个单身客人，发点小财，就可以满足了。

    晁盖的班子是“七星”。他们劫了“生辰纲”，并非杀富济贫，而是为了自己的“这一趟富贵”。

    他们向往有钱人的生活，眼红梁中书的金珠宝贝，羡慕梁山王伦过的逍遥日子。

    因为他们都很穷，又不务正业。阮小七好赌，输的赤条条的。阮小五也好赌，输红了眼，找他老妈要钱，没有，就把他老妈头上的钗儿拔了，又去赌。

    阮小五道：“他们（梁山王伦）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我们弟兄三个，空有一身本事，怎地学得他们！”

    你看，这里没有官逼民反，只有好逸恶劳。

    因此，晁盖时期的梁山，也就是流氓强盗的销金窝。他们追求的是过上有钱人的生活，追求的是一种“快活”！他们要“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他们要“论秤分金银，成套穿绸锦”。

    到了宋江时期的梁山，新加盟的好汉越来越多。人员的阶层结构，也在悄然变化。

    梁山的主流阶层，大致可以分为这么几种：朝廷降将、政府公务员、地方名流、庄园财主，等等。他们逐渐占为大多数。高于“小吏”这个层次以上的人员，至少占到了70%以上。

    他们才是梁山的主流阶层。宋江则是他们的代言人。

    这些人，平日穿的吃的，哪一个不是锦衣玉食？哪一个家里不是要多少酒有多少酒，要多少肉有多少肉？他们会很稀罕跑到梁山上来“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快活吗？这样的生活，早就过腻了，这样的快活，对于他们来说，绝无吸引力可言。

    甚至是要鄙视。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来看，他们需要的是“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因为已经满足了的需求，再不会是激励因素。而宋江的“招安路线”，则正好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自我实现需求”的平台。

    宋江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走招安路线的呢？

    早在晁盖时期，活捉了呼延灼后，宋江拜见道：

    “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盖为官吏污滥，威逼得紧，误犯大罪，因此权借水泊里随时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宋江情愿让位与将军；等朝廷见用，受了招安，那时尽忠报国，未为晚矣。”

    梁山，不是反政府组织，而是随时准备投靠政府的组织，正在等待朝廷的招安。这一点才打动了呼延灼决心归顺。

    后来收伏降将，几乎都是如此。

    可是，招安大事，并不是宋江说了算的，那得皇帝说了才算啊。宋江又凭什么知道招安就一定成功？别人又凭什么听他一说就马上相信了？凭什么跟着他就可以招安呢？

(责任编辑：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