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在林彪、“四人帮”一伙风头正健的时候，不但敢于挺身反对、抵制“文革”错误，而且还敢于与毛泽东面对面进行抗争，这在当时的中央高层领导人中，唯有谭震林一人。

　　1967年2月16日，中央政治局在怀仁堂开碰头会。与会人员壁垒分明：左边是当时响当当的左派领袖人物：陈伯达、康生、张春桥、谢富治：江青缺席，王力列席。右边是：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谭震林；还有谷牧和余秋里。会议室中间坐着召集人周恩来。

　　这次碰头会是接着2月14日的会议开的。在那天会议上，叶剑英质问陈伯达、康生、张春桥“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 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啊！”还质问：“上海造反派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过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你们 究竟 想干什么！”陈伯达、康生、张春桥被问得哑口无言。

　　几天会议，双方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2月16日这次斗争进入了高潮。

　　在这次碰头会上，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为解救被上海造反派关押的陈丕显率先拍案而起。他指着张春桥的鼻子严厉责问：“为什么要迫害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究竟有什么问题，你们揪住不放？”

　　“群众不答应啊！”张春桥阴阳怪气地答道。

　　“什么群众？”谭震林被激怒了，“你们还要不要党的领导？”他指着中央文革那几个人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四十年的老革命， 落得 家破人亡。这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照这样下去，你们干吧，我不干了，不跟了(指紧跟毛泽东)，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 我也要跟你们斗争到底！”说到这里，谭震林索性豁出去了，提高嗓门说：“我一生犯了三个错误，第一，我不应该活到今天：第二，不应该跟毛泽东干革命；第 三，不应该加入中国共产党。”说完便拂袖而去。

　　当谭震林拿起风衣往外走时，陈毅喊了一声：“不要走，要在这里和他们斗嘛！”接着，陈毅便对佯装镇静的康生说：“除了整人，还能干什么？就是靠整人起家的嘛！”

　　叶剑英趁机配合道：“老干部是国家财富，对犯错误的干部为什么要一棍子打死？要治病救人嘛！不能动不动就打倒，照这样下去，人身安全还怎么保证？还怎么做工作？”

　　饱尝揪斗之苦的余秋里气得浑身发抖，愤怒地拍着桌子说：“这样残酷地对待干部！照这样下去，下次再揪斗我就不去，你们要怎样就怎样吧！”

　　李先念不失时机地批评了《红旗》杂志一篇社论引起全国各地揪斗老干部的问题。

　　当周恩来为此间陈伯达、康生时，他们明明看过这篇社论，而且陈伯达还是签发人，但当面却撒谎，矢口否认看过。

　　聂荣臻说：“对干部子女采取关监的办法，是不教而诛。”他接着说，斗干部株连家属是“落井下石”不安好心。

　　这就是“文革”初期被定为“二月逆流”实为“二月抗争”中的名震全国的“四帅”、“三老”“大闹怀仁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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