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随即明确回答说:“不用了。淮安县委来人，我已经给他们讲过了。院里的住户不需搬迁，我们的房子，尤其是我住过的房子，要塌就让塌掉，塌平了最好，不许翻盖维修，更不允许搞什么纪念馆组织群众参观。我平生最恨的就是封建主义的那一套: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只要活着，就不许搞。”

即便如此，周恩寿仍希望有商量的余地。周恩寿仍据理力争:“你是总理，你回去有光宗耀祖之嫌，我平民百姓一个，难道也不能回去看看吗?”

周恩来没有丝毫退让之意:“不能，就因为你是周恩来的弟弟!你想想，如果你回去，县委能不派人接待你陪同你吗?明摆着要给地方的同志增加负担。添麻烦的事，你又何必去做呢?”

1965年春节前夕，周恩寿得悉周恩来要平掉淮安祖坟时，再次提出专程回故乡料理此事，既为哥哥分忧、带头移风易俗，又实现自己探望故乡的愿望，一举两得。当他提出这个请求时，周恩来还是拒绝了，坚持让侄儿周尔萃回去办理此事，还是那个道理:“你的身份不同，是周恩来的弟弟。你回去后，省里、县里都要接待你，既影响人家工作，又造成浪费。还是等在西安的尔萃回去办吧，他母亲在淮安，是探家，不会惊动地方领导。”

这一思想，贯穿了周恩来的一生，也是周恩来没能回老家的主要原因。周恩来不仅自己坚持这样做，而且他的同胞兄弟也被迫作出情感上的牺牲，在有生之年没能回淮安老家看看，留下终身遗憾。

不想让自己的家获得任何特权或照顾

韩素音在其所著的《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一书中认为:“周恩来没有回淮安，因为他明白，他如果回去，他的各门亲戚马上会得到地方官员青睐和特殊照顾……这是难以避免的。”“尽管他在那里的童年生活并不愉快，但是他并不怨恨那里的房屋，也不讨厌淮安。他只是不想让他家获得任何特权。”

周秉德曾听成元功等几位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人员算过一次，仅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两年间，前来敲西花厅大门、自称是周恩来亲戚的不少于100人。

1963年7月22日，周恩来在为北京市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所作的报告中，谈到过好“五关”时也曾提到:“我参加革命的时候，一个亲戚也不来找我。解放后，来到北京，当了总理，都来了，有100多人。”这些人当中，难免有些人是想要得到特殊关照的。正因为如此，1964年6月，周恩来在京剧现代剧座谈会上再次谈到过“五关”时说:“我常说改造并不是把共产党除外，而是把我们自己摆在里面。每个人都要一直改造到老，改造到死，这才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比如:“对亲属问题，建国以后我就下了个决心。我说，我那个家暂时不要回去。为什么?我是个封建家庭出身的人，你回去，你不一定见他，他就可以拿你的名字到处吹嘘，他说他是总理的什么人，那个地方就受压力。”由此可见，周恩来之所以没有再回故乡淮安，不是因为对淮安没有感情，而是不想让他家乃至家乡获得特殊照顾。

事实也确是如此。住在故居的八婶母一次患病，被县委送到淮安县人民医院治疗。周恩来获悉后，写信给淮安县委:“前几日接到县人民医院一信，知我婶母的病最近又复发。陶华来信说你们也常派人去看望和治疗。谢谢你们亲切的关心和照顾。”他在信中还特别提到:“我婶母的病我知道是无法治疗的，今后一切治疗还要麻烦你们(请县人民医院治疗好了)，不要向外地转治。如果治疗无效，一切后事也请你们代为办理。但要本着节约和简朴的精神办理。现寄去200元作为治疗和办理后事的费用。如不够时，请你们先垫付，事后说明支付情况，我再补钱去。”八婶母去世后，他再次致信淮安县委的负责同志，寄去婶母安葬费、善后费及尾欠垫款25元，并叮嘱:“我婶母家还有陶华等人，今后她的生活费用均由我这儿接济，请当地政府对她勿再予以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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