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最深的那次是在他家里。当时我和老伴李振军在军事科学院负责《叶剑英传》的编写工作，确定选题后，被告知徐叶两位老帅对长征途中张国焘的那封密电有不同看法。他们相约当面交换了一次意见，最终达成协议：此“公案”宜粗不宜细。幸运的是，这次交换意见的整个过程，我们作为项目负责人和实际操作者，始终在现场，不禁为两位元勋的赤诚和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折服。叶帅离开后，徐帅留下我，拉住我的手说：“闺女啊，我们的话你都记住了吗?”我说，我都记住了。他又说：“我和叶帅都是经历过的人，这些历史我们在世的时候要搞不清楚，后人就更搞不清楚了。我们搞清历史，不是为了去追究哪些人的责任，而是要总结经验教训，警醒后人。”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徐帅，最后一次和他面对面地坐在一起。他摩挲着我的手，闺女闺女地叫着，让我忍不住热泪盈眶，有一种回到父亲怀抱的感觉。那时他已年过80，身体明显消瘦了，走路需要用手杖支撑，说话的声音也没有过去洪亮。但说到历史，说到我们党和我们这支军队走过的那段苦难历程，他还是那样的严峻，那样的殷切，语气中更带着一股浓情，仿佛他交待的每句话，都是临终嘱托。

在徐帅的铜像前恭恭敬敬地放下花篮，摆正绸带，我慢慢走进他被群山和田野环绕的故居。在我心目中，他从未离去，只是选择了他最喜欢的方式，回到他阔别几十年的故乡安度晚年，此刻正在某间屋子里读书，或凝望墙上的地图，回溯他参加过的某场战役。

徐帅的父亲是个晚清秀才，在村里的学堂教书。1901年出生的徐帅，当时叫徐象谦，还没有开始他改名后那徐徐向前、百折不挠的革命生涯。和那时很多乡村孩子一样，在少年时，他也要做些捡粪、拾柴、挖野菜之类的活，同时跟着父亲识字、练字。稍大些，上了几年私塾。20岁那年，由父母包办，娶文雅贤惠的乡村姑娘朱香婵为妻。不过，这时他已子承父业，正在阎锡山办的一所学校教书，月薪20块大洋，挑起了养家的担子。两年后女儿松枝出世，可孩子刚满周岁，妻子朱香婵便不幸病逝，偏在这时候他又丢掉了那份养家糊口的工作。内外交困中，得知黄埔军校招生，他毫不犹豫南下报考，谁料从此一去未返。

当地的同志告诉我，徐帅的故居，是1990年他逝世后，由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共同修缮的，基本恢复了原貌。2001年为纪念徐帅诞辰100周年，在前院正中安放了2.1米高的半身铜像。

那么在1990年之前呢?不知为什么，我突然冒出这样一个疑问。当然，我没有说出来，只是心里陡然翻起一阵酸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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