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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长工到开明地主--旧察哈尔农民坎坷史

时间: 2018-04-06 16:46 来源: 沽源网 作者: 李敏 点击:

 
  长城以北一线在五千年历史上,是各少数民族冲突、变迁、融合的动荡地域。沽源地处南通中原、北连草原、寒暖交接的坝脊之处。从十九世纪末叶到二十世纪中期,正是中国历史发生沧桑巨变的八十年。沽源恰逢满族封建统治分崩之际,军阀混战之时。地广人稀,蒙人北走。山东、直隶、山西诸地农民纷纷来此。风云突变,日寇入侵,沦陷十年又加三年解放战争。故沽源历史上,人有蒙、汉、满、回多族,俗有东、西、南、北之分。此地有农、牧、商、工经营坎坷史,有医、学、艺、丐飘泊浪迹史,有伪、日、匪、敌凶残罪恶史,有献身革命英勇悲壮史。诸者云集,因此沽源历史、文化复杂万端,多姿多彩。
  驻足回首,透过时空飞逝后给我们造成的过去与消失,从旧中国一家普通的农民几代发家史上,我们不是可以透视出旧中国察北的全部历史的内涵吗?对于人民创造历史与人民如何创造历史不是能有所感悟吗?
  本文的主人公张德龙老人,如今已是八十九岁高龄。祖籍崇礼,家贫,祖父张本杰从少年起就当小长工,一干十年。后赶“老倌车” 发家。迁居坝上后,家业日盛。今九连城张油坊村, 即是由他家开办油坊而得名。日伪期间,张德龙驻三遭川任警长两年。解放后,划为开明地主,特邀举为沽源人大代表,出席过沽源县人民代表大会。
  清朝末年的崇礼五十家子,象偏僻的塞北一样闭塞落后。张本杰就出生在这样环境下的一个贫苦农家。因为他是三弟兄之长,故从十来岁便挑起重担,离家当了小长工。雇主往往并非大财主,仅是一般富户而已。只有在农忙之际,才雇几个好手短工,素日家中烧火挑水、打柴放牧、饲禽扫院,以及田头地亩小活计都由小长工包了。小长工工钱低,好使唤,活也不能少干。一天到晚,忙得脚后跟打屁股,很是辛苦。崇礼山区,常有野兽出没。夏天张本杰到地里锄地,体弱的母亲担心儿子有个三长两短,常在地头田畔和他作伴。深秋露重如银,脚无鞋袜,冰凉浸心,张本杰和那些可怜的放牛娃一样,站在刚拉的牛粪里捂一捂。年岁渐大,工钱逐加,张本杰也长成粗壮后生,各种农活样样拿的起,放得下。后几年,他当了车倌,受雇赶牛车。畜力车是旧察哈尔民间的主要交通运输工具。牛性情温驯,负重持久。车都是古老笨重的木轮车,粗木圈成的车轮和木制轴铆合钉死,轮走轴转,吱吱扭扭地磨着车肚两侧的木槽。一个油黑的老瓷油瓶挂在车底摆晃。还得不时用粗糙的毛刷醮油抹在车轴相磨处以润滑。走起来,不够圆的车轮咕冬咕冬地在地上滚,沉重的车身亦随之颠个不止。清末的张家口,不仅是塞北政治文化中心,更是察北经济要地,一条北起该城的商路,北走蜿蜒六千余里,越过库伦中蒙边界,直达蒙古首府大囫囵(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中国长城以南地区的烟酒茶糖绸缎布匹,从此路源源不断地流往蒙古,甚至远输到沙俄,进入欧洲。草地的畜产毛皮也不断由此输回。因所需多异,物以稀为贵,差价悬殊。赚利可观。于是张家口与大囫囵的商号间货物频传, 行商也南北穿梭。大批商货,除少部分用骆驼队驼运外,多数依靠雇用张家口附近的牛车运输。因此,便有不少富户买牛置车, 专干此行。这样的车队, 俗称“老倌车”。张本杰当上车倌,深爱此行。俗话说: “在家千般好,出门万事难”。多出远门儿,多遇困难,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得到锻炼,增长了知识,学会了技术,获得了经验。这就是察哈尔农民传统的培养后代的方式。“磕碰”出来的人,才能算的上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几次长途以后,张本杰学会了修车。漫漫长途,车难免要出毛病,有时甚至要换车轮。车倌出车都要携带工具,野外的树木便是天然的木材。行程中牛出现的常见病也得会调理。去库伦运货都必须结伴而行,少则相随十几个人,每人最多赶十八辆车,一行二百多辆车首尾相接, 连绵数里,浩浩荡荡。平坦之道可以信牛由缰,难走之处则得逐一赶过。一路上得注意牛走的快慢、车的距离、缰绳松紧,还要醮油润滑。有经验的车倌按各车、牛的特点合理安排顺序,纵然躺在车上打瞌睡,车行情况也了若指掌,不出问题;缺乏经验的则顾此失彼,即使忙个够,麻烦也不断。一上野狐岭大坝,就进入坝上草原。这片宽广的草地系内蒙古大草原南缘,大马群山延绵起伏,缓缓伸展,象仰卧的巨人,裙裾长垂,与草地浑然一体。车队的前方,碧草无际,蓝天晴湛,白云悠悠,徐风飘香。加以野花如星,随风摇曳,天空中百鸟鸣唱,草地上牛羊步缓。忽有一只坝上雄鹰振翅,在浩渺的天宇上,划出一道潇洒的圆弧, 无不使人心旷神怡,雄心勃发。张本杰正是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决定用自己的力量改变自己的命运。
  天与地之间,一条纲长的带子,淡淡的,悠悠的直甩出天际,这便是草原上的牛车路。路不宽,两条车辙之间,布满了牛踏的痕迹。只要牛踏着先驱踩出的道路向前走,那么车轮就能正正压在旧辙里,比走在松软的草地上要省力得多。不管一个车倌赶多少车,总是把两头牛连在一起。若一头牛发了脾气,不按部就班,只要冲出老路,深陷的车辙沟就会撬住车轮,和车轮使一条心的轴便从车肚的凹槽中挣脱出来,车“上架” 了。此时不能及时唤住牛,协调关系,车轴就将随着牛的继续前进而滚出车下,前边的车继续走———拉着满载货物的车上角,后边的牛绳被前车拽着,不得不横过丢下的车轴车轮,做一个迫不得已的“跨栏” 动作。于是惨剧就要上演了。不是牛被拉坏了脑袋,便是车翻轴断。如果仅是两头牛连在一起,纵然有了问题,后面的牛便会自觉停止前进,原地稍息。
  张本杰十年长工干完,得到了一笔劳力费。看到赶老倌车有利可图,便用这些钱买了两套车具两头大牛。他继续受雇赶车,同时把自己的两辆车也捎带上。行程是漫长艰苦的,报酬也是可观的。从张家口运货到大囫囵,每一百斤运费给白银七两四钱。一个车平均拉货六百斤,一次得纯银四十四两四钱。回到张家口兑换银元(一块银元兑银七钱二)。一牛一车可得近六十二元。张本杰一靠自己当车倌,二靠自己的两个车, 寒暑易节,往来不辍。稍有积蓄,便又添牛加车,逐渐积多后,独立经营。除一年一次跑大囫囵之外,还承运其他生意。张家三兄弟这时都已成家立业,第二代传人亦能帮上小忙。到民国五年(1916年),张家举家迁居坝上时,张本杰已有两岁的小孙子。张本杰一家已是拥有三十多辆“老倌车” 的小康之家了。
  南北往来,屡经坝上。这片广袤的千里沃野,初见阳光的黑土地,时刻撩拔着这个农民出身、当过长工的老人的心。土地,一片属于自己的广大的土地,这是劳作在地头田里时幻想了多少个日夜的梦想!此时的坝上,已成为少数人飞黄腾达的舞台。大片廉价的土地使一批有各种关系、使用各种手段的人成为大小地主,解饥耐饿的莜面也吸引了无数一无所有的人。张本杰就是这股潮流中的一个,民国五年,他带着全家(包括尚未分家、仍生活在一起的两个弟弟)倾家北上,迁居张北县北部的小黄土湾子———一个靠着他发家的商路之畔的新兴农庄。他购置了几百亩地,盖起一处房屋,开始了初上坝头的黄金时代。
  搬家十年穷,张家为了甜蜜的生活前景所吸引着,劳作更加辛勤吃苦,第二代叔伯哥儿们成了顶梁大柱,老倌车仍是发家之宝,几顷地只是捎带副业。“过了大小老天仓,气死馋汉懒婆娘。低头一想,还有二月二一晌”。将出正月,当散闲了一冬的人们还在避风的墙角聊天晒太阳的时候,张家已整理行装准备出发了。二月二刚过,长长的老倌车队拉着备用的粮草,辗着喀喳作响的积雪寒冰,向白旗进发。清晨的太阳懒懒露头的时候,车队已走了五六里,寒冷的晨风吹动着牛哈出的团团白气。坝上的春天来得晚,俗话云:“立了冬,打了春,还有四十五天白毛风”。西北风无遮拦地从积雪上面呼啸掠过,老牛的眼泪结成晶莹的冰珠,挂在眼角的毛上。就这样车队不停蹄一路开进,经白旗、过和林,直走得冰开雪化,雁飞河开,直达深入内蒙古大草原二千多里的大碱淖。装上碱,掉头南归,重车要经过一片沙漠,黄沙穿云,浩浩如洋。木轮车在重压下深深下陷,牛有力的短脚也只能在沙中滑动,有力使不出。牛苦苦挣扎,热汗直流,车却难得前进几寸。故行程十分缓慢,一天才能走二里。车倌们在沙漠中东奔西走,割下路边的红柳枝条,成捆地背来铺路, 再逐一驱牛而过。回到坝头,已是阳春三月,乍暖还寒。碱交到张家口碱店结帐点款后,就积极托人做保,承揽张家口北运大囫囵的货物。再修车装货,回家小住几天,时已五月,又该掉头北上了。当时主要北运货物有:烟(大包烟丝、各重二斤以上)、酒(大篓高度纯粮白酒、每篓二百多斤)、茶(主要是二七砖茶)、糖(白糖、黑糖、皮糖,主要是成包的冰糖)、布匹(各色各类布匹、绸缎、花线、黑白线)、百货(胭脂一类的化妆品以及日用品、家常用具),还拉核桃一类干果杂食。行车上路,早有人携带货单到达彼方,单等接货。
  初入草地,天气渐热。车倌们夜里趁凉爽赶路,白天搭起帐蓬,放牛歇睡,埋锅做饭。渐入深处,行程就要精打细算。几十里不见人烟,行宿随水源而定。夜里行路,须当心马贼。这些人在草原长大,骑术高明,俗称“贼鞑子”。月黑风高时正是他们行窃的时机。车倌听得牛颈上铃铛节奏如常,首尾两牛戴的大铁铃叮冬不断,便可放心。一次,一个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忽有马蹄声响,张本杰暗唤两个同伴解下车头支车棒(常系车下用于车停后支车,三尺多长,粗细合把,正是防身之物)。细查牛车,已有一头牛光了身子,车已被劫走。是两个贼鞑子割断牛脖绳放牛钻出,然后各执一辕,顷刻间就将一车货物抢走。天亮后在附近找到了车,货已被抢光,狼藉满地。
  到达库伦中蒙国界时,(清末和民国初年沙饿控制着外蒙),车倌们向守界俄国兵交上从张家口开来的护照,交纳了水草银钱(即牛的饮水、饲草钱),登记了牛的详细特征等方可出境。交货时对方说明了路上被抢之事,所幸没有叫赔偿。返回时又承揽了毛皮驼绒等物交张家口皮毛店,回来盘缠由此赚回。回来之月已是初冬十月,风飘大雪。一家老小屈指计日,翘首乞盼。
靠着农民的吃苦耐劳,张家初来几年,一年四季、风雨无阻,创家立业。几年后,张家已拥有老倌车一百二十多辆,种着大块的土地,雇用四个坝下油匠开油坊一处。时张家三代传人已欢声笑语不绝。张家就象坝上的旭日流金飞彩,成为这一带的有名大户。随着人口的增多,家业的扩大,四世同堂的传统局面不能和谐完美了。各人的收入不能集中起来,分家势在必行。民国十二年,张本杰、张本德、张本续三兄弟正式分家了。
  此后张本德一家在黄土湾开了油坊,长子张玉有老倌车三十多辆,光景很好。跳土匪时被抢走了骡马,油坊关闭。老三张本续开小店同时经营醋酱坊,中等人家。张本杰有六子,老大、老四夭折。分家后的第二年(民国十三年),次子张友、五子张永到九连城霍营子赊购土地五百亩,当年就在地边盖房修院,居住下来。第二年广种大菜籽,第三年油坊榨油。九连城张油坊村由此而来。
  民国十四年,坝上土匪蜂起,商旅被抢时有发生。张友、张望、张永三弟兄象往年一样拉货上坝,一路提心吊胆。走出张北镇三十来里,忽有三十多个土匪骑快马如飞而至,砍断牛绳,驱打得牛象发疯一样向西跑去,一百多辆车只给他们留下三十来辆。突如其来的变故如晴天霹雳,等他们带人追去时,一路上是散轮断轴、掉下的货物。三十多里外的野地里横七竖八地丢着被损坏的车轴,牛被赶走了。值钱的物件俱被掠去,廉价笨重的被砍被撕开,弃之遍野。张永星连夜返回张家口报信,商家大惊失色,这批货可非同小可。而这样的横祸谁也无奈,商家只好让他们收拾打点一下,剩多少送多少。这次行程非但没有赚钱,反而亏了血本。加之张家搬到张油坊盖房二十多间,几年的积蓄已经花光,家业由此急变。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张家再也不敢承揽北蒙货,只在沽源、宝昌、多伦、白旗一带转。拉的货也比较廉价。早行早住,小心万分。家里人也是牵肠挂肚,日夜不安。如此过了一年余。在那兵荒马乱、兵匪不分的年代,有财有势的大家旺族起围子购枪支自保,小河子城有巨匪在光天化日之下包围行劫,拉货在外又焉能幸免。又有一次拉货到多伦时,被潜伏在城外的土匪撞上,香油点心被劫一空,牛也不剩半条。张家的血本彻底被抢光了。
  人们常把飞来横祸称作“倒楣” 或“不走时气”, 并且有“人背信(倒楣),马掉沟,死了孩子狼叨猪” 之句。民国十六年春节刚过,盘据在哈拉根庙的贯匪韩拐子,闯进霍家营子,绑了三个人。(其中一个是十二、三岁的小男孩),返回时又进张家,绑走了张德龙的父亲、张友和五叔张永。正在村口赶着车的张德龙也被抢走马。第二天,张家托半拉山的董万英前去说和,和土匪讲条件。同时带去不少银两和烟土贿赂匪首,说条件不要提得太苛刻,又打点了打手看手,甭太难为人质。土匪提出五百个银元、二百两烟土的条件,最后降到一百两。为了榨出张家的油水,土匪先后携带人质流窜到脑包底和严举沟。每到一处就将人剥光吊起,用马鞭醮着凉水毒打,一鞭就是一条血红的印迹。本村中张家的亲朋好友告诉了他家。家中哭天抹泪悲痛不已,一方面再筹银、烟不断给土匪送去,求再宽限几日,手下留情。一面求朋奔友,四处借钱。当时烟土价格昂贵,指头肚大一块就换三斗莜麦,有“黑金子” 之称。一两大烟卖银元一块四,张家辗转几百里,才在山西买到。土匪公开赎金是“集体分红”,私收的贿物不算在内。匪首靠“现官”,打手靠“现管” 不断榨取私贿。身为张家顶门立户的张友吃了大苦。在严举沟,土匪用作丧事的火裱烧他的后心,疼得他死去活来,惨叫痛人。村里人听得清清楚楚,无不为之掬泪心酸。
  张家本农民出身,素日善待邻里,三里五村也多受其惠。为了营救他,善良朴实的坝上农民有钱出钱,有烟出烟,有的给他们送去,有的悄悄放下东西不留姓名就走了。张龙受烧,邻人深为痛心,彼此传言动员, “再紧凑紧凑,还有几块钱就够了”。大人拿出孩子攒的压岁钱,女人拿出私房钱,老人拿出准备后事的积蓄, 一个老太太甚至剪开准备装老穿的小绣鞋,把缝在鞋底里的一块钱献出来,这才凑够了最后一块钱。土匪让把张友担保回来,扣下张永不放。张永能说会道,也没受多大折磨,四月底土匪要走,威吓张家再不赎人,就拉走了。张家已被敲骨吸髓,绝望之际,土匪把张永推下车(专有一车拉各处抓来的肉票)就开走了。同抓走的霍家人却有一未归。
  在短短的二三年内,张家屡遭匪患,车被抢人被绑,钱财被榨尽,守闲穷庐。卖给他们土地的地主三头二天来逼债。张家眼睁无钱可还,利又加利如同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张家辛勤劳作,犁杖一挂就开坊榨油,再赶上几辆骡车四处兑换。张德龙奔波跑外,大哥在家管家理财。尽管如此,也只能攒够每年的利息。地主已看张家永远也还不起了,干脆把这里看成过街店,又拿又吃,并扬言说: “你们下辈子也还不起,几辈子就是我们的孝子……”张德龙几经辗转在张家口托了一个人向这家地主在张家口当大官的一个亲戚求情送礼,地主的靠山才发了话说以后利息不计利。直到将近解放,张家才把地款还完。张家的油坊雇了坝下12个油匠,冬开秋歇。用的都是原始的工具,炒、磨、蒸后启包开榨,把麻饼挤好加楔倒垫,榨油的站在大圆木上抡着五十斤的油锤钉,呼喊号子亢奋高昂,大冬天亦热汗如淋。紧挤的木楔一旦崩出来,巨大的力量都可以打断房顶的木椽,翻下来都可以把人头凿崩。油坊最后开到日本人来,被敌伪搜走工具,被迫关闭。
  张家虽为债物所累,但毕竟是本地一大家,地广畜多,不能小看。张德龙酒量大、性情豪爽。坝上草原,广交朋友,方圆百里,尽知大名。日伪时期,张德龙被推为三道川警长,上任后,和事安民,颇得百姓欢心。而另几个头目却匪性十足,张屡劝无效,辞职回家。
  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结束了,沽源首告光复。不久我军战略转移,首次撤城,潜藏的地主恶霸兵痞散匪,日伪警察伸出龟缩起来的头,望一望风声,认为他们的天下又到了,把毒手伸向新生的农会, 迫害村委干部。一般的坏小也凶焰高涨, 肆无忌惮。地方恶霸铁猫子的孙子“三蝎子”,夜间偷走了张家系在院里的三头牛,藏在西大淖一家。张家赶去时牛已被转移走了。张德龙等人返回走到村前的李家坡,正遇上三蝎子在路上用红布包着一条断自行车把装枪,拦住了回娘家的小媳妇。这小子见张家人来了撒腿跑了。
  1946年春,康保县长工出生的土匪小五点(本名宋佃元)投靠国民党收编的匪团长曹凯,在张北、沽源、康保交界制造多起惨害活埋我农村党员、干部的血案。这一天他扑进张油坊,找到曾当过伪警长、这一带算个头面人物的张德龙,逼他说出村干部。张回答说“村干部都外出开会,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当时确有一人外出)。小五点哪里肯信,他令匪兵驱集群众,一个个隔房拷打,用五尺多长的短椽把人打得欲死不能。有一软骨头招供了,李昌福、尼登云、李佃林等四个干部立即被捆起来。土匪在村口挖大坑,眼看着四人性命难保,他们家里人都悲痛欲绝,村里人爱莫能助。张德龙焦急万分,多方托人求情,把三里五村只要能和土匪说上话的人求了个遍,又拿出家中所有积蓄挨个打点小五点手下的小头目。为了打动小五点,他刨开家里的马槽,拿出当年老五叔张永打发一个老辈亲戚时得来的一付珍贵马鞍。这马鞍镶金裹玉,做工精美,是蒙古某位五王爷的珍品,不能说价值连城,但一般人见了也得动心。送上马鞍后,小五点不提放人。这时坑已挖好,就要活埋。张德龙跪下求情,好话说尽,还是不行。初春的太阳被灰云遮住了,而西北风撩动着人们破烂的衣服和散乱的头发,一颗颗心都承受着难忍的压抑。小五点狰狞的面孔闪着两道阴沉沉的蓝光。张德龙什么也顾不得了,他狠下心对小五点说: “我们都在一块居住,哪能眼看着他们被活埋。你要埋他们,就先把我埋了吧!” 众土匪出于各种目的,也纷纷跪下求情。任小五点下令,也不去埋人。小五点最后无奈,把手一扬,骑马走了。四个干部终于得救了,张德龙这才长吁一口气。人们感叹地说:假如没有张德龙,这几个人就没救了。象这样的事,张德龙做了不止一次。他保护无辜群众、营救我党员干部,不惜钱财、不顾危险,我党很感激他,人民没有忘记他。新中国成立后,以开明地主称号受到人民政府的公正待遇。他多次被选为沽源县人民代表,出席人大代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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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红枫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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