沽源的历史现象
 

　　沽源的历史与北部草原一样的悠久，一样的夹带着中国北部历史的沉浮、辉煌、兴兴衰衰，而中国的北部恰恰是各少数民族成长、演变、兴起、衰败的一部厚重的沉淀，他们的壮大、他们的弱小都影响着中原“天朝”大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举一动，因为北部民族的存在“威胁”着，甚至改写着中国的历史。匈奴与秦与汉王朝进行了长达几百年的战争，几百年倾全国之力，几百年酿造了一种别样的情绪。之后的三国、晋及十六国、南北朝、隋唐、宋、元、明……直至中华民国在大陆的消失，北部的少数民族成为了华夏的政治、文化、经济的晴雨表。沽源作为概念（长城为界划分中原与“蛮夷”的地理概念）上的“居中”位置，要害地域、咽喉要塞、前沿要冲在晴雨表中更为敏感。这样看待、分析，那么沽源的历史古老就不足为奇，就顺理成章了。说沽源历史久远，说沽源历史曾经有过辉煌就不是故弄玄虚了。从梁西发现的细石器就足以说明人类在沽源活动与存在的事实，但由于历史惯有的“遗失”，从细石器连接起有明确文字记载的空白历史阶段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沽源的特殊地域，靠长城是中原王朝最后坚守的地域，作为北部民族是进中原的前沿阵地，这里不可能留下任何的官衙，各自的属民在这里“安居乐业”成为了不可能，故此“空白”的历史视为正常；再是“沽源历史空白段”应该是军事重点的转移，沽源失去记载也非常正常了；再是少数民族大多是以游牧为主，不善定居，不能留下“遗迹”去佐证历史的存在，加之文字的落后，记载成为困难，这一切都为历史的澄清增加了难度，但纵观北部少数民族的历史，沽源与其一起兴起，一起衰败是最正确的诠释。
 

鲜卑人檀石槐、禄官、拓跋圭
北魏政权与沽源休戚相关
 

　　从看到的历史记载中，最明确的当在北魏，北魏政权是由鲜卑族建立的，要洞悉这一现象，首先要知道鲜卑族的族源。
　　鲜卑是与乌桓同时兴起的东胡另支，因居于鲜卑山（今大兴安岭），故得此名。东汉初年，活动于今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的鲜卑仍为匈奴役属。随着北匈奴势力衰耗，鲜卑开始连年出兵攻击北匈奴。公元85年，鲜卑与南匈奴、丁零及西域各族共击北匈奴，迫使其逃循。公元87年，鲜卑再次大败北匈奴，斩杀优留单于。公元91年，东汉政府和南匈奴对北匈奴进行了致命打击，北匈奴西迁。鲜卑趁势占据了漠北地区，留在漠北的匈奴十余万并入鲜卑。鲜卑自此强盛起来。
　　公元2世纪中叶，鲜卑民族中涌现出一位勇健而有智略的首领——檀石槐。鲜卑在檀石槐带领下不断壮大，统一了鲜卑诸部，建牙帐于高柳（今山西阳高县）北三百余里的弹汗山（今内蒙古商都县附近）仇水（今东洋河）。随后，檀石槐率部北拒丁零，东败扶余，西击乌孙，南扰汉边，尽据匈奴故地，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军事部落联盟。但联盟随檀石槐的死而瓦解，继起的是不断强大的拓跋鲜卑。
　　檀石槐的“牙帐”在商都附近的东洋河，所谓“牙帐”就是中国古代边境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羌、铁勒、柔然、回纥、突厥、沙陀的“首都”称为牙帐。鲜卑的首都在商都，那么沽源离商都近在咫尺，沽源当属檀石槐部落管辖，这是毫无疑问的。而沽源有濡源（滦河），如此丰美的草原鲜卑人不会不住，不会不在这里活动，而且不管草原谁弱，谁强，这里始终有人类居住着。
　　鲜卑联盟也是时常瓦解，时常聚起。南北朝时，离散部落中的拓跋部崛起，到禄官任酋长时（公元2 9 5年），他把疆域分成三部，自己率一部“居上谷（宣化）北，濡源（滦河）西”。《北史.昭帝纪》
　　史称“到他们的祖先居住的‘濡源西’”，“濡水”即是滦河的古称，“源”便是“源头”。这就证实了从檀石槐时代开始鲜卑人就始终在“濡源西”这块广大的地域居住，可惜的是我们现在很难找到那个时候的痕迹与想象出他们生活的状态了。禄官部到了濡水还是按着原始的部落组成形式，在这里耕种、养畜、狩猎。我们可以想象闪电河流域这块地方，从这个时候起实际上已得到了足够的开发和足够的资源利用了。
　　公元386年，拓跋鲜卑的杰出领袖拓跋圭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北魏政权，建都平城（今大同），统治北部中国达140余年，并竭力促使鲜卑人汉化。内迁的鲜卑人则逐渐转向农业并与汉族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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