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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作为一名教师，教书是其本职，固然重要。但“育人”作为一种社会责任，对于一个教师来说更为重要！一个人无论掌握多少科学知识，将来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只有建立在良好的道德品质上，才会对社会有意义。 因此，我在班上特别注重对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并形成了“一贯制”。无论上什么课，通常都把思想品德教育贯穿其中。对个别“特殊情况”的学生采取“特殊处理“的办法。记得，有一个学生姓白，忘记叫什么了，只记得他的绰号叫“三五子”。从一到三年级是马英老师教的他，马老师从来就管不了他，后来没办法就一任他放任自流。这个学生年纪稍大，学习成绩很差，在校不好好学习，回家也不帮父母干活，甚至还经常在家里给他父亲当“老子”。自从上了四年级，他父亲就几次到学校来找我，有时甚至要请我喝酒，让我好好帮他管一管孩子。这时，也有别的学生向我反映，说他放学后经常和社会上一些不三不四的孩子混在一起，有时候还打架、偷东西。针对这种情况，我就对他单独开“小灶”。耐心地开导他：“我们都是农民子弟，虽然你上小学花的钱不多，但那也是你父母在田间劳动，一滴水一滴汗，辛辛苦苦挣来的，你应该珍惜父母的劳动，理解父母的辛苦，你就是不想好好学习，也应该回家帮父母多干点活。学习不好不要紧，不见得将来考不上大学就没有出路了，360行行行出状元。人生在世，要立足社会，诚实、善良、正直是最重要的”！几次教育后，他深感惭愧，表示今后一定改。于是，我就和他约法三章：“如果不改，如果你父亲再来‘告状’，或者从别的渠道再知道你的不良行为没改。那么，在下一次劳动课的时候，你就一个人去打扫厕所”。后来他真的改掉了这些坏毛病，学习也开始用功了，放学回到家里也开始帮助父母干些家务活了。他的父亲非常高兴，又到学校来请我喝酒，好在我不胜酒力，不敢跟他喝。 新路中心校除校本部外，当时下辖的还有张油坊村、大崖湾村、石门沟村、常铁炉村、高家营村等行政村和一些自然村的学校。全中心校的老师大约共有30多人。大概每隔两三个月，就由中心校石校长召集在一起开一次会。会议地点往往选在居中的村，主要是考虑到大家的路程都相差不远。会议的内容一般是交流教学经验，汇报教学进度，有时候也评审教案，检查教师的备课情况等。会议结束后，大家一般也聚一次餐，也是AA制，不过是以学校为单位的居多。有时候也以人为单位，但这种时候往往是公办教师出的钱多一些，民办教师出的钱少一些。记得，30多位教师中，民办教师就几乎占了一半，而且公办教师中的大部分，也都是后来落实“教改”政策，由民办转为公办的。这些老师中有些人还是我的小学启蒙老师。他们大多是四十岁左右，也有的已经年过半百，在民办教师的岗位上已经坚守了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每当这时，总有一些民办教师酒后诉苦，鸣不平：和公办教师付出一样的劳动，却同工不同酬（当时公办教师的待遇大概是民办教师的3到5倍，民办教师的工资每月是80.50元，还不给开工资，到了年终算作给村里上交的提留款。民办教师有一点好处就是不用给村里出“义务工”）。 这些民办教师中大多是上有老，下有小，除了教书还得种田，生活极为艰辛。他们既是教师又是农民，常常是奔波在课堂与田垄之间，有时甚至来不及抖掉头上的粉笔灰尘，有时甚至洗不净脚上的泥巴，而做不完的农活、批不完的作业，常常只能依靠夜晚的时间来完成。他们常常自豪于桃李满天下，却又愧疚于庄稼的欠收。常常因精力不足深深地愧对学生，又常常因为劳力的欠缺深感愧对家人。富足的精神与微薄的薪水形成极大的反差，而在这两极之间往往又吞没他们无尽的屈辱和彷徨。他们是农民中最好的教师！也是教师中最好的农民！ 多少年来，他们一直在希望与失望之间徘徊，承受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双重重荷，同时也承担着心理的巨大压力，令人感动，令人同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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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红枫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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