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谓“口外”与“口里”，泛指河北、山西等地以明长城关口（分“东口”与“西口”）为界，关口外边称口外，关口里边称口里。北方地区经久传唱的二人台《走西口》便是口里、口外不同生活的反映。“西口”狭义上指山西杀虎口，广义上还包括陕西府谷口、河北张家口、独石口等地。这些关口是晋北人、陕北人及河北人“走西口”的交会点。 历史上大规模移民口外主要有三次。第一次始于明初，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开始，至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结束，先后达十八次之多。当时先后数次从山西平阳、潞州、泽州和汾州等地，在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领取“凭照川资”后，向全国各地移民。“若问老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现在很多人就是依据这些话去认祖归宗。元末历经二十余年战乱，朱元璋才统一天下，但江山已遍地疮痍，尤其是山东、河南和河北一带，为恢复生产、平衡人口、巩固统治，朱元璋采取了移民政策，按“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的政策迁移。明初经洪洞县大槐树下迁往各地移民多达百万人，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影响之深，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移民史上也是罕见的，对当时明王朝及后来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当时地处边塞的大同、宣化、赤城和丰宁坝头一线早就无人居住，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从山西平阳府六州二十八县、太原府五洲二十县、沁州辽州四县、汾阳府一州七县迁至宣府、万全左右卫、怀安五卫等地移民十万余人，他们扶老携幼，背箩筐，推小车，历经万水千山移民至此，从而奠定了张家口延坝一线人口分布的基础。明末清初时，蒙古族逐渐败落，东北女真和西北义军成为明朝心腹之患。此时沽源及其延坝地区尚无战争，民众开始上坝开垦土地，虽然规模并不大，人口也不算多，却奠定了以后几次向口外移民的基础。这些人成为最早的口外人，而他们居住之地则形成了不同的村落。 第二次是在清朝统一后。清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察哈尔部驻牧宣化、大同边外，沽源为正白、镶白旗群牧场。由于旗人日众，急需大量人丁耕牧，于是出现大量移民。此时移民多来自辽宁边外，他们就是沽源东部地区移民。康熙初年，“将张家口、山海关等处旷土，换拨各旗耕种”，但仅限旗人。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已有人在沽源南部坝缘一带垦建成村，如莲花滩、大营子和三棵树等地。随后，迫于生计的河北、山西一带贫苦农民不顾禁令，一批批流入察哈尔南部靠近长城一线垦田定居，历年不断，成为潮流，清政府只好默认。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陕晋之地及张家口西南部灾荒频发，很多饥民向外逃荒至察哈尔招租之蒙地。早先落户坝下一带的先民迫于生计，也从坝下出口外，同时经商、逃荒、租地招垦者陆续到此。雍正初年招民垦种，授士兵以地，招佃种之。同时清廷正式准许察哈尔蒙地开垦旷土，口外始行招民垦殖。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设张家口理事厅，负责管理口外东西两翼察哈尔八旗地方事务。十年后，又陆续设置独石口理事厅、多伦诺尔理事厅，设置移民管辖机关。虽然垦殖面积已经扩大，但是范围仍然局限于坝缘一线南侧，东起沽源、赤城、崇礼交界地带，中部至张北台路沟南张家湾一线，西至尚义坝下原正黄旗官荒旷土。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直隶总督孙家淦巡视坝上后上奏：“凡坝内之田皆以招民耕种”，“开平红城之间（沽源一带）可耕之田不下数万顷”，建议“驻扎满兵，招民开垦”。但鉴于蒙旗之地自康熙以来历朝严禁，特别是私垦，乾隆未敢轻动，仍然坚持禁封政策，但事实上已难禁止。饥民迫于生计，蒙旗王公牧场台站贪得押荒银（开荒应交之银）与岁租，私自招垦牧地，蚕食官荒的情况仍在发展，并逐渐蔓延到坝上。大量土地的开垦和移民的出现，为口外人生存居住提供了条件，口外人的村落格局逐渐形成。 第三次大规模移民在清朝后期，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走西口”。清代是中国人口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清初通过康雍乾三世的休养发展，到乾隆年间全国人口突破了三亿。到清朝后期，人地矛盾尖锐，加上自然灾害频发，大量内地贫民迫于生活压力，“走西口”“闯关东”“蹚古道”“下南洋”“赴金山”，近代这五次移民大潮，都是以谋生为特点的非官方行为。 山西北部及张家口西南部土地贫瘠，自然灾害频繁，生存环境恶劣，迫使当地很多人到口外谋生。咸丰年间，山西及周边地区大旱，颗粒无收，没办法生存，大部分人选择走西口。清光绪三年至五年，山西等省大旱三年，出现被称为“丁戊奇荒”的近代最严重旱灾，这些自然灾害引起的人口流迁，以忻州、雁北等晋北地区最为突出，“走西口”成为人们普遍的无奈的选择。 从“走西口”的大致路线看，移民们从山西中部和北部出发，一条路是向西经杀虎口出关，进入内蒙古草原；一条路是向东过大同，经张家口、独石口出关进入坝上及内蒙古地区。张家口坝下的怀安、阳原、蔚县和宣化等地人，在这个过程中也汇入到了“走西口”的大潮中。 “走西口”是一部辛酸的移民史，也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创业史，是清代以来成千上万晋、陕、冀等地百姓涌入归化城、土默特、察哈尔和鄂尔多斯等地谋生的过程。一批又一批移民背井离乡北上口外的内蒙古及河北北部地区，艰苦创业，大大改变了这地地方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促进了这些地区的开发。伴随着“走西口”的过程，晋文化作为农耕文化的一部分，通过人口迁移与当地游牧文化相融合，形成了富有活力的多元文化，也丰富了中国的文化。由于山西移民在移民中占绝大多数，作为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他们将晋文化带到了迁入地，使当地文化带有了浓郁的晋文化特色。人口流动带动了文化传播，而文化的传播又拉近了地区间距离，增强了彼此的认同感，并导致了口外的方言和民俗文化都和山西有关。 沽源近现代居民也和这三次移民息息相关。沽源地处口外之东西交界，移民方向也不同。一是从丰宁（“东坝里”）方向移到沽源，如丰源店、长梁、闪电河、大二号和二道渠等地人，就是从丰宁方向移民来的，很多人口音接近普通话；二是从赤城以北坝头一带（谓之“西口外”，指赤城方向的口外，意指沽源方向，而非杀虎口之西口），经赤城独石口、马莲口移民到沽源莲花滩、西辛营和小河子乡等的人，他们多带有赤城口音；三是从张北一线方向及康保、尚义等移民到沽源九连城、黄盖淖和白土窑等地的人，他们普遍带有张北口音。沽源的方言很杂乱，除东部的“半普通话”，其余地方都属晋语系的“张呼片”（即张家口至呼和浩特一带，泛指过去的察哈尔区域）。这就充分表明沽源移民大部分始于山西地区。 民国初期战乱不断，坝下村落也面临兵燹匪患，当地人苦于生计，再次逃至坝上地区，伴着口外大量土地的开垦，形成一些新的村落。移民落户后与周边居民相互融合，逐渐形成有口外特色的移民特征，慢慢形成了如今的口外社会。口外移民不管来自何方，最终都融于了这片土地，不管是受东北、晋北还是草原文化的影响，都在这里形成了统一的口外文化。 口外地处边塞，又是高原与平原的过渡地带，地势很高，气候寒冷，可谓“胡天八月即飞雪”，决定了口外文化的特殊性，“口外三间宝：土豆、莜面、大皮袄”，成为口外文化的核心。最初移民住的多是“地房子”（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烧的是牛羊粪，吃的以土豆莜面为主，为御寒穿着大皮袄、毡疙瘩。后来逐渐以住土坯房为主，垒火炕，烧大灶，盘火炉，烧牛羊粪和柴草，再后来居住条件进一步改善，但火炕、火炉、土豆和莜面，一直不曾远离过口外人农村人的生活。 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随着城镇化的进一步推进，口外人也步入了新的时代。口外人的有些特点正在年轻人身上逐渐消失，但老一辈口外人的豪爽与敦厚，却永远地融入了一代代后人的血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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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红枫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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