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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村位于沽源县白土窑乡西北端，包括韩家营子、刘家营子、董家营子和上店4个自然村。村西南边、南边与太仆寺旗贡宝拉嘎苏木的黑沙图、黄马群和南场子相接；村北、西北与太仆寺旗千金沟镇的察布淖村、胡家营村仅隔一条公路；村东北、东面与西山坡接壤；东南、南面是四道营子。
村名溯源
新华村原名韩茂围子，因万全人韩茂来此建一土围子而得名。1918年，韩茂来到此地，看中了这片“风水宝地”，在距现在韩家营子西约0.5公里处，建起一座土围子，以保护他的家人和财产。建围子时施工的全是蔚县人，他们打土墙技术高超，干活卖力，进度也快，1丈多高的墙头，全用条形铁锹把土“飞”上去，根本不用箩筐往上吊，场面很是壮观。
土围子长方形，南北长120步，东西宽80步，占地40亩，围墙高约1丈8尺，设有碉堡（也叫“炮楼”）和射击孔。碉堡内有房屋60多间，住着韩茂家人和护院人。围子仅设南门，据说是为防御从康保、张北方向来的土匪。韩茂是武装地主，有十几条步枪，数十人护院。
围子建成后，韩茂雇了长工短汉，开始开荒种地。怀来、怀安、蔚县和万全等地陆续有人逃荒过来，给韩茂当长工，他们吃大伙房，和家人住窝棚。窝棚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地上用泥垒墙，用柴草盖顶，十分简陋。后来，这些人改为租种韩茂的地，韩茂按三七或二八比例收租。韩茂的佃户聚居在一起，形成了韩家营子的雏形。最早的有田亮、田青、赵元、路万福、张德金、张鸿荣、杜有福、杨茂奎和左延乎等，另外，还有从保定曲阳来的牛孟双、陈文富、陈文荣等人。
后来，从张北来的刘文汗在距韩家营子西北0.5公里处落脚。刘家生活并不殷实，但节衣素食，开始开地、买地，并逐渐扩大规模，这里逐渐形成了后来的刘家营子。那时，张永隆、周玉、王万魁、王万选、郑昌录、赵有和王有等纷纷迁来给刘家当长工，几年后也开始租地，置产盖房，成为刘家营子最早的住户。
距刘家营子西北1公里处，是块四面高、中间低的洼地，被董兰生看中，他在此开地、买地，租给赵全善、刘元、杨万、杨彪和赵光茂等人，这些人在这里定居下来，逐渐形成了董家营子。
上店形成要晚一些，因最初村中有店，故名“上店”。村里住户多是韩、刘、董三家的佃户，最早有郭玉、陈权、张贵生、贾玉山、二老黄和戈家等。
1956年，韩家营子、刘家营子、董家营子和上店成立新华高级社，社长刘元（别号大刘），“韩茂围子”被“新华”取代，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知青岁月
新华大队于1969年、1970年两次接受了来自天津和张家口的25名知识青年。
那是4月份的一个下午，风尘仆仆的三名知青来到7队，住进了生产队的饲养房。这里不但是饲养员食宿的地方，还是社员开会、学毛著、批斗“四类分子”的地方。屋子很简陋，一扇里外透风的木栅栏门，钉着几根木棍，上面用胡麻柴拧成的绳子缠绕着，用来遮风挡雨。一个小方格窗户透不进多少光亮，屋里杂乱无章，屋顶、墙壁烟熏火燎，还有一盘土炕。4月的坝上寒气仍重，所以屋里还有一个铁火盆。
屋子虽然简陋，却有一“亮点”，就是炊具齐全，因为这里也是生产队干部开小灶的地方。生产队找了一个50岁左右的妇女为他们做饭。当天做的是蒸莜面熬山药。蒸好的莜面窝窝被端上炕，每人一碗熬山药，三个人端着碗，拿着筷子，面面相觑，不知如何下手。炊事员说：“蘸着吃”，他们立刻齐刷刷站了起来。当时我也在场，告诉他们：“不是站起来，是把窝窝夹起来，放到碗里和菜汤搅拌后再吃”。
吃完莜面，他们好奇地问我，这种排列有序、中间充满空气像蜂窝煤一样的吃的是怎么做成的呢？我说：“慢慢你们就知道了”。我愿和这些知青交流，当晚就去了饲养房。说到莜面，我说：“莜面是坝上人的主食，和你们那儿的大米、白面一样。莜面从收割到端上炕吃，要经过‘三熟’，秋收是一熟，还要‘炒熟’和‘蒸熟’。我们这里是高寒地带，十年九旱，无霜期短，适合莜麦、山药生长，是莜面哺育了我们一代又一代坝上人。山药、莜面、大皮袄，被我们称为‘坝上三件宝’”。
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和吃到莜面，说很好吃。后来他们给莜面窝窝取了个别致的名字——“空气”，一直叫到他们返城。
第二天，他们就开始了在广阔天地的“大有作为”。生产队开始给他们派活，让他们去“打磙子”。当时坝上正播种小麦，耕作方式十分落后。两头牛或两匹马拉一张犁，扶犁人驾驭牲畜犁出垄眼，后面一人把籽撒到垄眼里，最后面用“磙蛋子”把垄眼抹平（当地称“打磙子”）。“打磙子”一般由妇女儿童或劳力不强的人来干，知青们刚来，什么也不熟，就被安排“打磙子”了。队长让他们使一头3岁小牛拉磙蛋子。那是一头黑色的小牛，膘满肉肥，知青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它拉到地里。扶犁的人帮他们套牛，小牛可能知道要让它干“苦差”，就是不让人靠近，还低着头，瞪着眼，乱蹦乱跳，似乎随时准备冲向“冒犯”它的人。人们急了，用鞭子抽它，用石头打它，仍无济于事。后来，它干脆卧在地上一动不动，再也不肯起来。三个知青累得满头大汗，口罩掉了，手套也掉了，样子十分狼狈。僵持了两个多小时，也耽误了种地，大家只得偃旗息鼓，回去准备听队长训斥。可大家一走，小牛就站了起来，甩甩尾巴，若无其事跟着人们上了路，似乎成心要给知青们个下马威。三名知青第一次劳动宣告了结束，也宣告了失败。
新华知青的生活是清苦的。那时，每户每年只能分一点小麦，全家吃一顿馒头都很难得。当时人们发明了“金裹银”，用玉米面裹一小点白面蒸馒头。有时家里来客人，蒸莜面时荆箳（谐音）子边蒸一小块白面饼给客人吃，端上饭后孩子们看着饼，眼睛瞪得大大的，直咽唾沫。所以，知青们吃的基本上是蒸莜面，熬山药，最多炒个山药丝——当时谁会想到，现在莜面金贵了，白面却成了家常便饭。
大队对知青们还是比较照顾的，让他们集中起来生活，找了两名炊事员照顾他们，还开始为他们盖房子。坝上盖房缺椽子檩子，赤城有，可大队没钱。后来，大队决定按陕北窑洞的结构，用尽量少的木材，给他们旋一排窑洞。
新华大队南面滩里有优质白碱土，适合盖房垒墙，建窑洞也离不开。全大队“能工巧匠”被集中起来，有4队的左进科，7队的刘蔼、刘旭，8队的刘昶等，还配备了精明强干的社员，木匠高明友为总监工，开始了村里这项史无前例的工程。
首先要脱土坯。脱土坯要求很严格，从垒后墙到腰墙，一律要用白碱土扎成的土坯（当地人盖房垒墙多黑泥土坯，可见对知青的重视）。如果和的泥够好，扎出的土坯相当结实，不亚于水泥砖。四面墙壁用的土坯长36公分，宽20公分，厚6公分。窑顶用的土坯呈弧形，土坯长40公分，宽24公分，厚6公分，弧度大约150°，制作难度很大。头天和泥时，掺一定比例的碎麦秸，加水浸着。第二天，用三股釽子在泥堆上来回扎，把泥和碎麦秸扎均匀，直到完全融合到一起，达到一定韧度才可脱坯。土坯要有棱有角，底部平坦，表面光滑。这样的土坯，一个壮劳力一天最多能脱150块左右。
垒窑顶有一定技术含量，是个既细致又费力的活儿。垒好后墙后，窑顶和腰墙要一起垒。开始在后墙抹一层泥，然后把网集紧紧贴上去。15间窑依次贴好后，先贴的第一间窑已经粘合得差不多了，然后在第一层网集上抹泥，随后贴第二层，窑顶和墙里面都要抹好泥，以便让两层土坯牢牢粘合在一起。贴的时候，每天只能贴两层，必须干好、牢固了才能继续干。流水作业，工序相同，接着，第三层、第四层……一直贴到第十层，滚雪球般越贴越厚，如一块整石，厚重而结实。第十层贴完，要歇息三五天（当地叫“歇墙”），再继续加长（每间窑入深约5米，宽2.7米）。
经过3个多月奋战，15间窑顺利完工。盖窑的人也是第一次干这活，没经验可借鉴，但干活一丝不苟，监工严把质量关，所以，尽管五十多年过去了，新华的窑洞仍十分坚固，而那些建造者们也留在了人们心中。
知青岁月
知青们集中后管理方便了，新的问题却又出现了。张家口的和天津的不团结，常因琐事吵架甚至动起手来。大队只好再次把他们分到各生产队，窑房就让公办转民办的教师住了，赵普成、尉步廷、杜明和郑子善各占三间。后来，他们恢复了公办教师身份，就搬出窑房住进自己盖的房子。再后来，赵振宝、郭满、任万银和杨永等又住进了窑房。
知识青年离开父母，离开都市生活，来到陌生的地方，开始很不适应，非常想家。“家书抵万金”，一封家书就像旱田里的清泉，慰藉着他们焦灼苦闷的心。那时，县邮递员每逢星期一、三、五来一趟新华，每到这几天，知青们就像盼亲人一样，到大队办公室等着自己的信件包裹。有一天，王家驹收到父亲的信，打开信封却空无一物，他急得直跺脚，眼泪禁不住掉了下来。大家哄堂大笑，笑声中饱含着酸痛。大家都猜得到，他父亲一定思子心切，写完信后还沉浸在与儿子的对话中，信封里忘了放信就急急忙忙地邮走了。
有一天，张红星的爸爸从天津乘汽车来看望他，一路风尘仆仆辗转到新华，见孩子好好的不由满腹疑惑。他找到队长，问起知青们的生活起居，队长说，他们适应了这里的生活，都很好。“那你们为什么每天让他们吃苦力？”见队长听到这句话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他就掏出儿子的信，信中写道：“我们来坝上生活不习惯，每天吃苦力……”大家也很奇怪，后来一分析，加上张的解释，才知道是一场误会。原来张文化不高，本来想写每天吃莜饭餽儡，不会写这两个字，又不好意思问别人，就写成了“吃苦力”，结果闹了一次笑话。
1973年过完春节知青返村后，一个个整天闷闷不乐，也不经常参加生产队组织的学习和劳动了，还聚众喝酒，一喝就喝到深夜。一天晚上，我下晚自习路过他们住的地方，发现灯还亮着，他们在低声唱着：“大草原啊大草原，大草原一眼望不到边，我们是天津的知识青年，为什么来到这片荒滩……吃的是……睡在……，离开娘的孩子多么可怜……”在当时，这几乎等于是“反动歌曲”，而且调子悲伤，声音低沉，显然“中毒”很深了。当时，我想到要帮助帮助他们，免得将来犯大错，但学校和家里都太忙，把这事疏忽了，后来果然出了“大事”。
当时村里总是丢鸡，人们议论纷纷，说是看到太仆寺旗贡宝拉嘎苏木黑沙图嘎查的知识青年，每天骑着马来村里，半夜才走，说不定就是他们干的。大队悄悄派了民兵夜间巡逻，一天夜里把偷鸡人逮了个正着，竟是新华知青和黑山图知青“团伙”，共6个人。
这种现在看来“偷鸡摸狗”的小事，当时如果上纲上线，就成了大事。当晚他们被带到大队办公室，第二天县公安局接到报案，来新华后也感到很棘手，因为知青是毛主席“派来的”，是客人，不能随便定罪名。当天，三个黑沙图知青被带了回去，新华知青被带回县里后，第二天也被送了回来，他们接受了批评教育，被警告以后不可再干这样的“傻事”。
后来才知道，知青们春节回家后，接触了从全国各地回家过年的知青，那首歌就是跟这些人学的。据说一个上海知青被下放到北大荒农场，不满上山下乡政策，编出了他们那天晚上唱的歌，并很快在全国知青中流传。支部书记对他们说，你们正是在这首歌的错误引导下，才干了这种事，犯了错误。知青们表示今后一定走正路，虚心接受教育，争取进步。第二年春节，他们从天津返回新华，说那个编歌的上海知青被判了20年，给他们上了刻骨铭心的一课。
历史的长河浩荡前进，谁也无法阻挡向前的步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知青们在新华生活，学习，劳动，朝迎旭日，晚送彩霞，在平淡而又富于变化的生活中感悟人生，认识社会。他们适应了坝上的山药莜面，适应了这里的风土人情，尽管仍然盼着回到大城市，但无论怎样，当时他们只能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这期间，国家的形势也在发生变化，知青们在报纸、广播中搜寻着命运改变的线索。有一天，一个惊人的消息传遍了神州大地——国家恢复高考了！这一年是1977年，全国各地上山下乡和回乡的知青、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往届高中毕业生欢欣鼓舞，一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纷纷寻找参考资料，忙得不亦乐乎。然而，新华知青却既不激动，也不学习，他们知道自己底子太薄，才是初中文化，即使是高中生，十多年没摸书本，也快忘光了，哪有勇气去参加高考？
大队倒是很重视，派出两辆马车送他们去沽源一中考试。分数公布后，考上的人敲锣打鼓放鞭炮，奔走相告，欢庆命运从此改变，新华知青却一个个名落孙山。尽管都没考上，他们还是陆续返城，回到了自己的城市。只有一名女知青，嫁给平定堡镇一个社员，成了沽源版的银环，一辈子留在了这里。
对当年的25名知青来说，新华村的经历无论是一种折磨，还是一种历练，如今都已随风而去。但是，对于他们，对于新华村人来说，又是宝贵的缘分，彼此的音容笑貌、相处中的理解与关爱，都在共同走过的那段岁月中刻下了深深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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