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在清朝光绪年间，一年夏季，内蒙古大旱，草木枯萎，游牧为生的蒙古人赶着骆驼循着水源一路往南走。走到这里一看，觉得是居住和放牧的好地方。于是在这里撑起了毡房，支起了锅灶，这里有了人烟。 大营子的村名源于清末民初。光绪末年“放地卖山”，这里的地卖给了莲花滩乡大营子的老刘家。次年春天，刘家老三，外号刘三疤，带着几个长工赶着牲畜，拉着籽种草料来到这里“安营扎寨”。因为这里在莲花滩东面，所以就称这里“东大营子”，也有人称“四道沟大营子”。人民公社成立以后，“大营子”这个地名确定了下来。 当时随刘三疤一块儿来的有韩大治和韩大有哥俩。住的房屋是“马架子”。这种简易房屋实际就是用木头搭的棚子，中间高，两边低。他们来到这里一边开荒一边种地，没过多长时间，刘三疤的地就发展到两千多亩。刘三疤放出风要雇佣长短工，人们听到这个消息，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扛长活，当短工，大营子真正进入了农耕时代。 民国十几年，从赤城县独石口迁来杨家，从猫峪迁来赵家和马家，都来种刘家的分收地。当时，东家把耕地分成三六九等，依据质量的好赖定价，有四六分成的，有三七分成的，也有二八分成的。这时人们住的房屋还是“马架子”。 据上了年岁的人讲，大约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人们开始翻盖房屋，盖“地坑”房。选择一块比较向阳、背风、不犯水的地段，挖一个二尺来深、八九尺见方的地坑，沿着四周用黄土或石头垒五六尺高的围墙，留出安门子的地方。上面用木料和柴草搭起一个棚子再抹上泥巴。要有一定的坡度，这样便于往下送水。这种“地坑”房与“马架子”房相比，算是进了一步，冬暖夏凉，但很潮湿。 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大营子村的人家已经发展到五十多户，人口一百多，居住成了急需解决的问题。人们又开始新建有山墙的“两出水”房，跟现在的土坯房结构差不多。为了生活方便，一家一个小院，或几家一个大院。最先建起来的是刘家大院，九间北正房东家住着，西房三处九间，佃户住着，东房两处六间，长工短汉住着。后来，杨家院、赵家院、李家院、韩家院没几年工夫就相继建了起来。住宅条件有了较大改善，人们的日子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上个世纪40年代初，日本人为了达到所谓的“匪民分离”之目的，实行“集甲并村”政策。沟里的姓宋店（后改名称兴顺店）、荆家营（后改名称小西洼）、西沟三个村都集中到大营子一个村。同时，在村子四周筑起了围子，即所谓的“城墙”。墙体用黄土筑成，高两丈四尺，宽六尺，“城”南北长四百多米，东西宽三百多米。“城”门设在东面，“城墙”上面设有瞭望台。村子里设有甲长和保长，负责村里的日常事宜，如治安、防火、派工、征粮、募捐等。1945年日本人退却，沟里三个村子的住户陆续迁回原址。
二
1948年春天，大营子村遵照小厂区政府的指示，成立了土地改革领导小组，任务是组织村里的穷人站出来斗地主分田地，把刘家的土地、牲畜、农具、籽种按人头，房子按户分给了穷人。这年春节，村里人自发组织起了秧歌队，之后每年正月都要扭上几天秧歌。扭秧歌从此成了村里每年都要组织的文化活动。说起文化活动，大营子村在全乡乃至于全县也是享有盛名的。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大营子就有了自己的晋剧团。这个剧团是一批爱好戏剧的村民在村集体支持下自发组织起来的。团长、导演、演员、乐师全部是村里人。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拍戏。农闲时集中排练，逢年过节登台演出，有时也会被邀请到乡里或其它村演出。第一任团长是李存喜，导演是孙五爷，外号“五阎王”、美称“花脸五”。当时主要演员有：“大花脸”李存喜，“二花脸”胡忠，“三花脸”赵明义。须生刘占鳌、王希贤。青衣闫海玉、陈小琴、李凤英。武生有张明、张金荣、刘庆茂，把子头刘朝义。 1957年，大营子晋剧团代表丰源店乡参加沽源县文艺汇报演出，荣获戏剧集体表演二等奖，剧目《金水桥》秦英扮演者胡忠被评为最佳男演员，荣获表演一等奖。 1966年冬天的一天，晋剧团的道具、戏装、乐器、剧本被红卫兵列为“四旧”，一把火烧了。 上个世纪70年代初，在那峥嵘的革命岁月里大唱革命样板戏，大营子“剧团”又成立起来了。村里集资购买了一些戏装，大队派人又从县剧团找马义民（在沽源县晋剧团任副团长）要了一些人家替换下来的行头。由刘庆龙执导排练了《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十几个新剧目。这些剧目演得都有板有眼。 1981年4月份，戏剧爱好者们跑前跑后做恢复大营子晋剧团的前期工作。戏装、道具、乐器等等都得新购，还需要盖剧场，资金如何解决？集体经济不景气，等捐赠、伸手要都不好使，还是发动村民集资吧。倡议书一贴出去，家家户户都行动起来了，有钱的出钱，有物的出物，没钱的出力。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购买戏装、道具、乐器的钱凑足了，剧场也盖起来了。十月秋收过后，聘请赤城云州乡的陈举、沽源晋剧团的马义民来拍戏。马义民任导演，陈举任副导演，主要剧目有《十五贯》《六郎探母》《辕门斩子》《杨八姐游春》《算粮》《走雪山》《穆桂英挂帅》等。 大营子晋剧团上演过的剧目先后有四十多部，上台演出过的演员一百多人，规模和阵容不亚于县剧团。从大营子走出来的，无论男女老少差不多都会哼上几句晋剧，有韵有味。大营子成了小有名气的“戏剧之乡”和“ 文化之乡”。 还有个文化人需要说一下。他是一个视力有障碍的人，双眼的视力加起来也不会超过0.2。他人好，人缘也好，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他是村里的香饽饽。每当逢年过节，东家拉西家拽请他到家里吃饭。酒足饭饱后听他说一段书，那真是茶余饭后的另一种美食！ 农闲时，人们就集中在队部听他拉一曲《二泉映月》或听他说上一段《水浒传》。在当时，这就是最好的精神食粮了。孩子们让他讲故事，他是有求必应的。他三十出头妻子就病逝了，也没给他留下一男半女。他没有再娶，单身半辈子，队部就是他的家。拉二胡，弹三弦、说书道古就是他的生活，就是他的全部。这个人名叫李万贵，乳名闰桃子。
三
1957年前后，国家为了繁荣农村经济，满足农民生产生活需要，在大营子村设立了供销社。到1995年供销系统进入全面改革阶段，大营子供销社撤销。集体供销商品的年代退出了历史舞台。1958年“大跃进”，大营子村在村支部书记许世亮、副书记张悌的领导下，男女老少齐上阵，工作走在丰源店人民公社的前列，多次得到县领导的表扬。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热潮，大营子大队仍然是丰源店人民公社的排头兵。大队干部组织全体社员学习大寨人艰苦朴素、不怕吃苦的精神，借鉴大寨的经验，兴修水利，在村北、村南挖灌溉渠各两条，现在还清晰可见；改造农田上千亩，现在人们还在这些农田里种植庄稼，并且旱涝保丰收。1965、1966两年取得粮食大丰收，1966年秋季，公社召集上百人在大营子村开“农业学大寨”现场会。公社革委会主任在会上充分肯定了大营子“农业学大寨”取得的成绩，号召全公社都要学习大营子人的做法，学习大营子大队兴修水利、建稳产高产梯田的经验。 为了防风固沙，经过两年时间，在村东平地造样板林40亩，栽种杨树二万多株；在村西山地栽种杨树40亩，二万多株；村南、村北、田间公路两侧栽种杨树、榆树共计十万多株，大约二百亩。形成四横三纵七条绿化带。另外在不毛之地“九梁十八洼”栽种榆树三万多株，大约六十多亩。为了有效防止梯田水土流失，在所有梯田梗上栽种灌木柳，大约十万二千多株，二百四十多亩。以上工程累计耗时三年多，栽种树木近二十五万多株，面积达五百八十余亩，可谓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工程。工程竣工后，当年在全县农村工作会上受到县委县政府的表扬。大营子大队被评为“沽源县农村植树造林、防风固沙先进单位”和“沽源县小流域治理先进集体”。 村西南有一片果园，栽种着沙果树。村里建果园的初衷是要打造一个果树“示范园”，作为培训果树种植技术的基地，进而推广种植面积，发展村集体经济。 上个世纪70年代初，为了响应党中央、国务院“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大营子村和其它农村一样，农忙搞生产，农闲挖地道。
四
如果你从大营子村北头沿着水泥路前往村子里去，走不到三百米向东看时，会发现一排三间旧红瓦房。在四十年前，有一个特殊群体——下乡知识青年住在这里。他们大部分都来自张家口煤机厂和碳机厂，是待业青年。他们刚到村里的时候，被安排在社员家里，吃派饭。我家的西屋就安排了三个女青年。其中一个叫梁宝华，长得很善良，剪着短发，圆脸，一笑露出两个大酒窝。后来上级考虑这些人吃住在社员家，生活不方便，就盖了这些房，单独开伙。横十字街南也盖了同样的两排房，现在还依稀可见。当时，这些青年人和乡亲们打成了一片。除了三个当老师（崔凤英、杨国华、陈腊平），一个当赤脚医生，其他的都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和社员们一样起早贪黑。种地、锄地、割地、打场样样参加，干得无怨无悔；和泥、抹房、放羊、喂牛场场不落，做得有模有样。 崔凤英是学生们最喜欢的老师。她把学生当成自己的亲弟妹，不仅利用节假日休息时间给学习成绩差的学生补课，还多次趁回城探家的机会给这些孩子们带衣服和文具。她在学生身上倾注的爱，村里的大人孩子都看在眼里，暖在心里。赤脚医生梁宝华，就像土生土长的村里人，忙前忙后，不分白天还是黑夜，不分刮风还是下雨，不分严寒还是酷暑，都要为患病的乡亲们打针送药，态度和蔼可亲，成了乡亲们的贴心人。 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他们陆续返乡回城，结束了这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历史。但是，那个青春岁月如火如荼的情景依然浮现在人们的脑海里。这些来自城市读过书的青年人一直影响着村里人的思想，影响着人们的观念，也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在无形中改变着大营子人的生活轨迹。 大营子这块土地上有着一段段感人至深的故事，现在我要介绍一个大好人的往事。 他是村里公认的老实人，比他大几岁的或小几岁的都叫他“二小哥”，老年人叫他“小羊倌儿”。他放了一辈子羊，和羊打了一辈子交道。从初级社放到高级社，又从高级社放到人民公社，一直放到前几年他双目失明为止。他为人忠厚老实，大话没有一句，更不会计较名利得失。他从小跟着父亲放羊，没念过书，家中排行老二。他对待羊像对待子女一样，羊一放到他的群里就格外顺溜，不跑不颠。他放的羊膘肥体壮，产羔率、成活率都高，这是不争的事实。一年夏天下暴雨，他为了保护生产队里的羊群免受洪水的袭击，把羊群赶到山顶背风处，把雨衣雨裤披在几个脱毛的羊身上，自己险些被冰雹砸死。大雨过后，等人们把他抬到家时，他已经说不上话来了。 说到这里偶然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曾经是“小羊倌儿”的羊伴子——孙桂歆。 孙桂歆是建国后沽源籍的一位将军，是沽源人民的骄傲，他为沽源的文化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丁庄湾革命陈列馆就是在他的支持下建起来的，馆内军事文物大部分是由他联系呼伦贝尔军分区和北京卫戍区捐助的。 孙桂歆出生在大营子一个比较贫困的农民家庭里，中学毕业后应征入伍，在部队里表现出很高的才干。军校毕业后，从连事务长一步一个脚印晋升为北京卫戍区副政委。 尽管孙桂歆离开家乡很久了，但是时刻没有忘记关心家乡下一代的成长。在他的支持和倡导下成立了“大营子助学基金会”，凡是户籍在大营子的初高中生，成绩优秀、家庭经济条件差的可以向基金会申请助学金，考入大学的给予一次性奖学金。 家乡，我的母亲，您带给我的感动，不会随着时间变淡，只会随着岁月变得更加浓烈。让我为您祈祷，愿您更加美丽，更加富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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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红枫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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