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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二号自形成村落至建国前，一直属多伦区划由多伦管辖，教育与各业的兴起或衰落，受多伦的带动和影响很大。 清代招佃放垦后，集聚到这里的人口百分之百是移民，而且基本上是以农商为业，早期的教育比较落后。亦农亦商集镇的形成，使这里绝大多数人的思想观念是重商不重文。当时在大二号村识文字通笔墨者，多为商家的经营者及其子弟，商家的子弟们由家长传授些文字、记帐和珠算等知识，书写些简单的经营广告和春联等，但也只是粗通些文墨，待年龄稍长，学做并承继商业。受传统私塾教育的影响，散落在民间和村民家庭中不同版本或手抄本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传统启蒙教材书本间或有之，因此在村里或多或少识些文字的人也有，甚至能背诵些某书中的篇章段落或一、两本书的人或许也有，但不仅程度低，而且人数很少。 大二号商贸的繁盛时期，处于清末民初，东西方文化的不断传入，清朝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除科举，提倡推行学校教育和鼓励兴办新学。 民国二年（1913年）废厅设县，多伦诺尔厅改为多伦县。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改革教育模式，兴办新式学校”，察哈尔都统公署，下令“解散私塾，成立学堂”，“县公署设劝学所，管理全县教育”。民国十二年（1923年），按照“全国教育联合会”会议规定，小学执行四•二学制，即初年级四年，高年级二年。民国十三•四年，冯玉祥西北军占领察哈尔的时期内，时局稳定，是多伦县办学的最兴盛时期。民国十三年（1924年），劝学所改为教育局，“在二区大二号建初等小学1所，……设1至4年级两个复式教学班”。当时学校属于官办，“学生入学读书一律官费（包括学杂费、操衣费等），操衣费包括学生校服两套（平时和出队各一套）”，学校桌櫈齐全，“经费主要由地方公款支给，另有学捐补贴”。另外多伦县公署规定“戏剧演出，以戏价十中抽一提取戏捐，戏捐为预算列入学款，弥补经费不足”。村民对学校有了认识，学生的入学人数也随之不断增多。在这两年左右的办学时间内，大二号村初级小学和本村子弟们入学的具体情况，已无从查考。 “民国十五年（1926年）夏，直奉交战，抢掠商号，人心惶恐，各学校被迫停课”，“待时局稳定，仅多伦城内学校复课”，大二号等乡间学校继续停课。民国十六年（1927年）的一年内，大二号镇商号和民户的钱粮、财物和牲畜等，四次遭到散兵、游勇和土匪的哄抢掠夺，无物可掠，其中两次还绑票140余人，民不聊生，惶恐度日，学校因无法复课而停办。 民国二十年（1931年），时局稍稳，宋哲元任察哈尔省主席，整顿教育，“通过考试录用教育局长”，“教育经费由理财所统管为教育经费独立”，“多伦县城学校相继复课”，但包括大二号在内的农村，“因全县人口不过两万余，四乡村落稀少，加以连年土匪肆扰，……未设学校。”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5月，日伪军侵占后，多伦沦陷。多伦伪县公署出于主子妄图长期占领中国，对中国青少年灌输亲日观念和进行奴化教育，打着“延续民国重视教育”的招牌笼络人心，县公署将教育局改为教育股，“令学校复课”，同年9月“在大二号设初级小学一所”，成为当时多伦县城乡10所小学其中的一所。 日伪时期的大二号“洋学堂”校址，设在关帝庙内，西房与东房各掏空三间的“财神庙”和“三官庙”，分别为1、2年级和3、4年级的复式班教室。3、4年后，随着5、6年级的增设，初级小学改为“多伦县大二号完全小学校”，校址从关帝庙迁到西部大街北侧的一个砖瓦院内，学生最多时达100多名。当时的课程设置是：初年级有国语、算术、修身、日语、图画、手工、唱歌、体操和书法等，高年级比初年级增设了历史、地理、自然和作文等课。学校属于官办，教师从县里派，挣工资，学生念书不交学费，学校发课本、作业本、写仿本等。先后在这所学堂教过书的人有：齐治平（校长）、王志学、郑春生、韩××、刘××（女）、闫××、宋××等。先后在“洋学堂”里念过书健在的老人有：王秉良、王秉文、魏有林、杨吉胜、马季等。这期间，大二号村比较殷实的家庭，将子弟送到二道渠念一段私塾，再回到学堂念书的也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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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红枫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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