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先生“美丽与哀愁”，对人们拓宽视野、打开思路，有相当之价值。

    1986年5月，唐德刚于台北《中国时报 人间副刊》和《传记文学》发表《海外读红楼》，认为《红楼梦》“格调之高亦不在同时西方乃至现代西方任何小说之下”，而“吾友夏志清教授熟读洋书，以夷变 夏，便以中国白话小说艺术成就之低劣为可耻”，表现出“沉迷西学，失去自信、妄自菲薄的文化心态”。

    夏志清当即写了篇火气十足的文章，以回应唐德刚“恶意的谩骂”。两位文坛大佬这场论战轰动一时。

    然而，胡适的 关门弟子又岂是好撩拨的？德刚行文老辣、锋利，不在鲁迅之下。一篇《红楼遗祸――对夏志清“大字报”的答复》，寓庄于谐，拳拳到肉，对夏志清的人品、文 品、学识全面出击，认为“夏先生那种骄横的个性，和唯我独尊心态的养成”，乃至“崇洋自卑的心态”，是“学术界姑息养奸的结果”，并自我检讨“从‘爱人以 德’的观点来看，也有对不起朋友的地方”。

    这一大巴掌扇下去，恰似晴空霹雳，夏志清顿时偃旗息鼓。1986年10月纽约文艺协会的一次宴会上，唐、夏二人一笑泯恩仇。

    唐德刚对口述史学贡献卓著，去世之后，声誉日隆。不过盛名之下，其实难符。

    周策纵为唐德刚《胡适杂忆》作序：“德刚行文如行云流水，明珠走盘，直欲驱使鬼神，有时也许会痛快淋漓到不能自拔。”

    德刚一旦“痛快淋漓到不能自拔”，每每“大胆假设”有余，“小心求证”不足。有时甚至满嘴跑马，硬伤累累。

    以太平天国为例，唐氏否定太平天国和五四运动，极力推崇北伐，其中偏颇之处，后人争议颇多。他称洪秀全是“蚍蜉撼大树的造反小顽童”，却忘了太平天国使中国权力结构发生巨变，为后来的洋务运动、东南互保、北洋崛起、辛亥革命打下了根基，如此立论，未免太过轻浮和武断。

    再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一事为例，史家普遍认为是因为革命党人的幼稚和软弱，让袁世凯有机可乘。德刚《袁氏当国》亦人云亦云：“孙之让袁，治史者平心而论之，实旨在为国为民。”事实上，孙不是“让位”，而是被迫“还位”。参见陈一容、张国镛《孙中山“还位”辨正》一文，可知究竟。

(责任编辑：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