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梁思成提出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并积极呼吁不要拆除北京的城墙和城楼。他与陈占祥先生一起向政府提出了新北京城的规划方案。他们根据北京作为中国政治中心的性质，预见到北京的长远发展，提出将新的政府行政中心区放在旧北京城西郊的建议。他们还从新行政区占地面积、交通联系、长远发展等几方面加以分析比较，论证如将这个新区放在旧城之内则将带来一系列不可克服的困难。他们认为北京旧城是一座规划严整，保留有众多文化古迹而且至今仍保存得十分完整的古城，他们主张把这座世界上少有的历史名城保留下来，在改建中保持它的传统风格。

梁思成曾长期在清华大学任教，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1972年，梁思成在北京去世。

次子梁思永：著名考古学家

次子梁思永：著名考古学家

梁思永和哥哥梁思成一样，都有浓厚的爱国情结。他们均就读清华学校，积极参加学生爱国活动。梁思永曾因加入学生联合会被拘捕，兄弟二人还去天安门广场参加国耻日纪念活动，结果骑着摩托车的梁思成被政府官员的汽车撞至骨折，留下了跛足的后遗症。

虽然名气没有哥哥大，但梁思永在考古学界的贡献一点不比梁思成在建筑学界的贡献小。梁思永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他在哈佛大学经受了完全现代的考古训练，并在美国参加了印第安人古代遗址的发掘研究。回到中国后，梁思永正碰上中国现代考古事业的起步、持续和发展阶段，他在其中发挥了关键而独特的作用。

1931年，梁思永参加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由李济主持的对河南安阳殷墟进行的第四次、第五次发掘。殷墟是中国商代最后一座都城上遗址，史语所考古组从1928年开始对殷墟进行大规模的田野考古发掘。在第四次发掘期间，由梁思永主持了高楼庄后岗的发掘工作。他们先后在后岗以及小屯村中、村北出土了大批陶器、陶片、陶鼎、石器、箭头以及刻有文字的甲骨片，并发现殷人居住的圆穴洞和储藏食物的地窖，刻有文字的甲骨散见其中。

梁思永主持的后岗遗址发掘，被誉为“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展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他从后岗的发掘中，发现了著名的“后岗三叠层”，进而确认了龙山文化早于小屯文化、晚于仰韶文化，肯定了位于黄河中下游这三种文化的时代顺序。这一研究成果为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新的线索，轰动了中外学术界。此后，梁思永成为殷墟考古的“领头雁”，先后主持第十、十一、十二、十四次殷墟发掘。我国老一辈的考古学家，如夏鼐、尹达、郭宏均和尹焕章等人，都在历次殷墟发掘中受到梁思永的熏陶和培养。

除了发掘殷墟，梁思永还对昂昂溪和龙山遗址进行了发掘。1930年，当他得知黑龙江省昂昂溪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时，立即请缨前往考察。同年9月底，梁思永与助手到达黑龙江省昂昂溪，开始了他期待已久的中国田野考古活动。他们在昂昂溪五福遗址首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用于渔猎的小型压琢石器、陶器、骨器和装饰品等有科学价值的文物，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

梁思永于1931年与在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工作的李福曼结婚。事实上，在梁思永与李福曼婚后共同生活的20多年短暂的岁月里，梁思永为考古事业奔波劳碌，积劳成疾，全凭妻子的精心照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梁思永于1950年8月被任命为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1954年因心脏病逝世，终年50岁。

(责任编辑：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