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政治系学生梅思平跟着游行队伍高喊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闯入曹汝霖宅邸。学生们在痛打了章宗祥之后，放火烧了曹宅，而梅思平(据传)就是放火者。

北大毕业后，热衷政治斗争的梅思平没能顺利地踏上仕途，而是应聘到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做编辑，过起了普通文人的日子。但随后他遇到周佛海，彻底改变了人生轨迹。1928年，蒋介石授意周佛海创办《新生命》杂志作为自己政策宣传的阵地，梅思平和陶希圣成为骨干成员。梅思平以杂志为“炒作”平台，掀起了一场以“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的论战。一时间，梅思平名声大噪，并得到了蒋介石的赏识。

抗战爆发后，在蒋介石的默许下，受命于汪精卫的高宗武、梅思平在香港创立“蔚蓝书店”，一面搜集情报，一面与日方频频接触，试探日本的底牌，希望与日本和谈。当高宗武带回了日本政府“希望汪先生出马”的消息时，蒋介石怒不可遏，表示与高宗武断绝关系，并下令停发活动经费。但抱定“和平救国”主张的周佛海却背着蒋介石，照旧每月从宣传部的经费中，拨3000元支持高宗武在香港继续与日本保持联系。

1938秋，高宗武生病，周佛海指示梅思平前往上海与日本人秘密谈判。在日本人准备的接风宴上，梅思平的心情异常沉重。他深知此行签署的必然是条件苛刻的城下之盟，自己难免会成为中华民族的罪人。席间，梅思平突然哀叹：“从今而后我不也成了汉奸?”

不出所料，秘密谈判进行得十分艰难。梅思平提出的要求均被日方断然拒绝后，哀求日方不要把承认“满洲国”写进条款，以免自己背负汉奸、卖国贼的千古骂名。结果，除了有名无实的撤军期限外，梅思平的一切要求都遭到了拒绝。11月20日，梅思平、高宗武与日本代表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和《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

11月27日，梅思平返回香港，随即将密约缝在西服马甲中飞往重庆，向汪精卫交差。当汪精卫第一次看到密约时，忍不住大骂梅思平：“这是卖国条约，我拒绝承认其中的任何一个字!”然而，在陈璧君的规劝下，汪精卫很快就释然了，说：“凡已由梅思平签字的部分可以同意，其余留待将来再商议。”

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组建伪国民政府，梅思平任汪伪中央组织部长、实业部长、内务部长、浙江省省长等职，地位仅次于周佛海。梅思平当汉奸的消息登报后，女儿梅爱文立刻登报发布宣言：“我的爸爸梅思平，做了敌人的傀儡，做了汪精卫的走狗，做了中华民族最大的罪人了。我以之为耻!今天，我要公开宣布脱离父女的关系。我要打倒我的爸爸!”这件事当时震动全国，各大报刊竞相转载。面对女儿的愤怒声讨，梅思平自知大节已亏。此后，父女决裂，梅思平再也没能活着见到女儿。

日本投降后，南京伪国民政府宣告解散，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等人相继被捕。1946年5月3日，梅思平被国民党高等法院公审，成为南京公审的第一个汪伪巨奸。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曾经的“五四”先锋竞要靠偷喝酒灌醉自己才敢上庭受审。5月9日，梅思平被高等法院判处死刑，9月14日被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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