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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门沟——我的第二故乡
时间:2019-07-04   作者:康润学   来源:沽源乡愁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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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张北大县,原来沽源并去的人员各回各县。
  我父亲调到三号地批发站。我们雇小西营村岳叔叔的三套马车,路经两天,把我们拉到三号地公路东边数十米的陈家院,据说过去是个店。
  残缺不全、不足腿高的院墙,围着五六亩大小的长方形院子,靠北边有一排小矮房,最东边两间住黄姐家,两口子都在供销社上班。挨着两间是房东陈叔,一间开剃头房,一间住人。过来是我们租的两间。西边三间,其中塌了一间半,檩子都在外边露着,窗台离地面一尺多,矮到伸手够见房檐头。推门进屋如同下了山药窖,防寒。
  出大门就是一条马路之隔,门朝西开的食品库。把收集来的猪、羊,兔加工后装箱,还有鸡蛋装箱,源源不断运往张家口外贸。秋天收的鸡也是如此。
  我们院东是防疫站,检测从内蒙南下的马、牛,羊。往北大约200米是后围子,用土夯起来的方形围墙,足有两层楼高,四角各有一个土炮楼,外面看很坚固。我进去过,因为它是我父亲单位的土产批发站。但没上过土楼,感觉院子很深,阴森森的。
  后围子正北有一排房,具体占地多少不详。这是日伪时期的警察署,署长叫刘启金,又是巡官,二号地人氏。刘家可谓是这一带的大户,关于刘家的传说很多,这里不赘述。
  就是日伪时期,也有年代感。与警察署隔一条马路,在笔直的路两边,各有一套砖瓦小院,院中各有一棵很粗的大榆树,并且都有东西耳房,很讲究,干嘛用不详。
  后面是烟酒批发站。
  它们都与三号地村接壤,离村数里有一个盐淖,远远望去,一望无际的沙蓬棵和咯针,秋天咯针上结出黑色果实,口感甜酸。实际上它是珍贵的黑枸杞。在它们之间呈现出波光粼粼的一片淖。不时看见水鸟飞来飞去。
  后围子的公路西面,是内蒙汽车站。沿公路南行不足一公里的地方,路东是属河北汽车站,一站一人,大头杨站长负责从张家口走后道到沽源、到宝昌、多伦的车。路西有个小饭馆,老宋是主厨,站长侄子小杨是厨副,两张桌子四条长板凳,设施虽简陋,生意却兴隆。南来北往的,还有下边营子来这里拉货的,更有趣的是蒙古人来这里如同进了大城市,到饭馆来一瓶青梅酒,嘴对嘴,咕咚咕咚瞬间进肚,喝到烂醉为止,那种满足感无以言表。歪里歪斜的上马扬长而去。小饭馆西侧隔壁是批发站办公室和煤场,还有公社的政府机关。出公社南行50米,左边是邮电局,右边是供销社的三大门市部,百货、食品、土产,接着就是医院。供销社马路之隔是粮库,每年秋天,各种车辆来交公粮。三号地是贸易中心区。我们家所在地的院里院外,长满了一尺高的沙蓬,就地拔倒晒干可以当柴烧。拣粪的任务交给我了,不知谁出的主意把小笸箩穿根绳当筐用。我一手拉笸箩一手拿粪叉,每天穿梭在食品库和后围子之间。一暑假下来,小笸箩磨露底了,院子的粪成堆了。
  三号地的学校在医院的西南,与粮库一排,前后共两排只能容纳一三、二四复式班。五六年级到李旺营子上学。我上四年级,每天往返大约两公里。三哥去李旺营上学,姐姐在西辛营供销社上班,二哥在当地修配厂。小日子过得还算惬意。
  一天,父亲回来说:“要下放供应户了”。当时听了有点傻,盼望已久的回平定堡的美梦破灭了。于是决定,把南街的两间五檩四挂的大正房,连同东西,还有三年的房租都都没要,200元就处理给赵麻叔了。
  深秋,决定相应国家号召,下放到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地方—石门沟。

2
 
  距离三号地偏远的、较大的村,同样设有供销社。常年固定一人一皮车,送收来的鸡蛋和羊毛,拉回来的是日用小百货。像猪、羊还有鸡,食品库会定时来收,范叔是专为石门沟供销社长年累月拉货。
  一天,范叔专程给我们搬家,带我们去30里开外的石门沟。穿过二号地和九连城,出村直奔西南方向。路南要经过三李旺、东白沿沟和西白沿沟。路北是离三号地7公里的李旺营和十三号、胡狼沟。
  抬眼望去,远处是连绵起伏的丘陵,从三李旺到小西营向北,路经胡狼沟然后一直延伸下去。我们随车颠簸了两道梁,穿过小西营到达山根底。只见眼前一个大陡坡挡住去路,唯一的办法是人下车,然后马拉着一车的东西爬坡。于是范叔让所有人下车,休息片刻,范叔边吆喝边挥着马鞭给马“加油”,我们搀着小脚母亲随车同行,人困马乏,终于坚持到中途停下喘口气,然后,一鼓作气上到山顶。
  石门沟立马出现在眼前,这时我们上了车,伴随着吱扭、吱扭的刹车声,沿沟壑缓缓地溜到坡底,进了村。
  石门沟三面环山,南梁、东山、后山,西面出口是一条通向金锁营子的路。沟口有一块大石头,立在村口处,类似门,故叫“石门沟”,石门沟石门沟,顾名思义,沟多,石头山多,沙性土地,据老人讲1919年建村。
  供销社在村前。以大榆树所在的东西路和经过当街井的南北路,这个十字路把石门沟划分成了四个生产队。
  学校坐落在第一生产队的东北角,学校临街,前排两间教室,后排中间两间教室,西把边一间办公室,一间女教师宿舍,东边一间是男教师宿舍。西耳房挨着学校大门的两间房,这是食堂做饭师傅的屋,其余几间是学生宿舍。教室的桌子就是泥台子,所谓的凳子是在泥墩子上搭个木板,唯独的一张小课桌是老师的讲桌,班级基本都是复式班。
  学校虽然简陋,但老师却是科班出身,有柴师的,也有张家口师专毕业的等等,这在当时来说尤为珍贵。
  我们家落户到第四生产队,位于南梁与东山形成的水沟,和东山与后山形成的水沟的交叉处的圪梁上。我们家租的一间房是与别人家同走一个堂屋。
  石门沟是出美女的地方,就说四队苑家吧,他家哥六个,共十几个女孩,有一半以上可以称的上是美女。还有刘家、邢家、孙家,一队梁家姑侄女等都是美女。但是大部分的女孩不念书,个别念书的超不过四年级,到结婚年龄就嫁人了。我们同龄人走出来的就我和苑连秀。
  那个年代,土地贫瘠,家庭人口又多,几乎家家是一年口粮半年光。毫不夸张的讲,没炕席的人家大有人在,用白面糊与碎麻搅和在一起,刷土炕当席用,就更谈不上铺褥子了。自己拓拈的泥瓮是家家盛粮食的主要器具,要说我们家的堂柜,在当时来说属于高档家具了。

3
 
  三年自然灾害,我们的到来无疑给生产队增加了负担,所以,无论是分粮食还是分柴,我们都要等到最后,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好在生产队容许我们的粮食款可以拖欠,这已经让我们很欣慰了。
  1962年国民经济有所好转。可我父亲长期劳累奔波,身心疲惫,父亲是个内向不善言表的人,家庭的负担,让他长期失眠,一天终于支持不住病倒了。母亲去伺候父亲,家里二哥给我们做饭,把一样的山药和莜面搓在一起,独出心裁把面搓成细长条,横竖各一排放蒸屉上蒸,讨我俩高兴。父亲的病有所好转,医院建议去张家口疗养院疗养。
  记得母亲回来没几天,有一天,二哥莫名其妙肚子疼,用家里常备小药好不容易才止住。随后母亲也病了,一夜呕吐不止,熬到天亮,于是不满15岁的三哥,赶着牛车带着呕吐的母亲,一路的颠簸,到15公里里外的卫生室看病,三十里,赶牛车不知走了多久,也不知他们怎么熬过来的,也许只有他们娘俩才知道吧。
  看了病当天回不来,只好在父亲单位同事李先生家借住一宿。
  那一天,二哥肚子疼得不能动,我会与不会也要担起做饭任务,面软面硬不知道,终于一屉小窝头拈好了。点火蒸饭犯难了,因为从小我就不敢划火柴,二哥一边教一边鼓励,每次划,还没等它着起来,我就给扔了,怕烧到手。逼的没办法了,鼓足勇气用力一划,终于点燃了,好歹把饭蒸熟了,真是锻炼人。
  母亲不在,我一次又一次登墙头上房瞭望,盼着母亲归来,不见踪影,只得回家,也不知什么时候躺炕上睡着了。天黑了,二哥喊醒我,我不死心又上房瞭望,除了沟壑残留的白雪外,一片漆黑,吓得我毛骨悚然。
  母亲她们第二天下午才回来,母亲的呕吐总算止住了,也带回了二哥的药,不几天,母亲和二哥的病情渐渐好转。
  同时,大队把供销社前,一排掏空的、原食堂16间房隔开了能够住宿的房子,东边两间安排给我们家,这两间房中间没有山墙,还得自己垒。
  那时候没人手也没坯子,而且花钱都买不到土坯,于是我们在母亲的带领下,自己动手拓坯子。
  拓坯子在盖房中是最累的活,而拓坯子中的和泥更累。不满18岁的二哥刨一层土、撒一层碎麦秸,泼一次水,层层如此,次次如此,阴湿后用三股叉子,捣一遍,然后,用铁锹翻两遍,中途不知歇多少次才能和好一堆泥。所用的水都是三哥从半公里外的水井挑过来,下到坑坑洼洼的坯场。拓坯没有一道工序能省力。大人一锹泥可拓一块坯,可我三四锹的泥才拓一块。我两个哥哥挑完水和好泥后也一起干,母亲管拓坯。过两天再给坯子翻个儿,晒两天再把它立起来晒,经过几个来回干透可以上垛了。块块坯子都要经过这样辛勤劳动才能用。
  垒两堵墙要用上千块坯子,我们干了好两个月,直到暑假结束,三哥上学、二哥上班走了才结束。我与石门沟同龄的玩伴,关系都很要好,她们的父亲也抽时间来帮我们家垒墙,其中贺淑兰和崔国兰的父亲最辛苦,在这两位叔叔帮助下,我们又砌了一堵半墙。
  最后坯子不够了,母亲想办法用一层旧布、一层白面浆子,层层叠加,糊了一张硕大袼褙,从房梁钉下来取代墙。我们高兴不已,终于有了自己的家。
  父亲的病渐渐好转,春节一家人终得团聚。二哥心灵手巧,糊了各种各样的灯笼,西瓜灯、五角星灯等等,还有冻的冰灯,有的贴窗花,有的放上窗花,然后用牙刷蘸墨水喷,拿去窗花后显现出的喷花很漂亮。

4
 
  1963年形势又有好转,可以自由开垦小片荒。我们在井沟贫瘠的草地上挖了块地,种上豆子和山药,南梁顶挖了一块种上毛豆。到秋天,没等我们收,野兔替我们收了。
  听说生产队的母猪要下仔儿,大家喜出望外,结果存活四只。一个月饱尝母乳的四只小猪个头肥大,毛眼油黑发亮招人喜欢。抓阄分猪时候到了,个个跃跃欲试,我是去看热闹的,生产队让我代表我们家抓,我一个小孩子没想法,抓就抓,一个阄出来带出一头猪。          
  这真是给自己找了麻烦,有了小猪就得给猪拔菜,其实,拔菜捎带脚的事。我们每天放学把书包一扔,拿上筐、口袋和苑连秀、刘翠英等三五成群上东山,不是先拔菜而是在草地上翻跟头、唱戏,无忧无虑的玩,玩过瘾才到荞麦地拔野乔麦芽,每次拔一大捆,然后坐在地头一根一根撸,直到装满口袋,高高兴兴扛上口袋,拿着筐回家了,很开心。
  秋天,成口袋挖山药,拣麦穗、拣胡麻。更有趣的是,在山药地头挖个坑,埋藏山药,做记号,来年挖出来吃黑山药非常好吃。     
  这一带也不知什么原因,是没有蛇的,我最怕蛇,没有蛇,我就敢放心大胆的玩耍了。这里土地虽然贫瘠,但黄花背的狼窝沟生长着绿油油的牧草,盛开着各种野花。我们划草下去,春天拔酸柳柳、夏天拔粘野蒜、秋天采野黄花和韭菜花。玩够了高高兴兴带着胜利果实满载而归。
  此外,我们家过冬的柴火,都是我跟三哥拉着大搂耙搂的,搂柴要过了南梁到大南梁上搂,有时这里也被人们搂过了,我们会翻两道梁到黄花背搂。搂好像蚂蚁搬家一样,背一大捆柴火,拉着搂耙上坡,歇好几次才能爬上坡。如果赶上黍子秸更沉。总之,直到把房子大小的地方,一捆捆挨着垛,一直垛到与房一般高为止,冬天取暖就不成问题了。 
  7月份是坝上的黄金月。蓝天白云,风和日丽,一望无际的绿油油的草地上,蝴蝶成群结队飞来飞去,吮吸着五颜六色野花的花粉,叽叽喳喳的小鸟述说着它们的故事,孕育着穗的庄稼开始秀穗。
  放下锄头的社员,带着干粮,有的是烙饼、有的是馒头,领着老婆孩子,趁各自生产队派的三套马车去赶一年一度的物质交流会。
  与其说赶会不如说是队与队、村与村赛马车会,数辆车遇到一块,车把式挥鞭吆喝给马加油努力赶超,特别是车上的孩子们大呼小叫着:“超过它、超过它!”,超过车辆的全车人都乐开了花。
  不知不觉来到离我们有7公里地的会场——李旺营。李旺营距九连城5.8公里,紧挨着九连城淖,是友联大队的驻地,据说这个村子最早一个叫李旺的在这里落户,于是就叫了李旺营。
  李旺营有人爱张罗戏,唱戏的地方,用白布围着台子,不但有戏,还有马戏团、杂技团。除外还有卖日用小百货的、卖衣服、卖布的等等。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们孩子看不懂戏,就是来看热闹的,每每都是大饱眼福,吃着干粮,东瞅西看。大人买的大包小包的,爱好戏曲的看场戏,不爱的买东西。戏散,每个人都满脸喜悦,带着那种满足和幸福感坐车返回。

5
 
  1964年重新划分自留地,我们抓到南梁队场院外较肥沃的一块地,自己切籽儿,生产队派专人帮助各家种了山药,大洼南梁坡上种的莜麦。锄地、起山药、割莜麦、打腰子捆莜麦都是自己学着干。拉回庄稼,全家出动配合雇的两人,用梿枷经过两天努力终于把莜麦脱完了。眼瞅着一大堆的粮食,喜悦之情,忘却了疲劳。那年家家喜获丰收,温饱问题解决了。
  全村唯一一盘磨面的双马石磨在原大食堂处。队与队、户与户以抓阄决定磨面的先后顺序。邻居家的笸箩互用,提前把莜麦淘了,解决莜面三熟其中的一熟,炒莜麦很重要,过火面黑,火候不到面粘,火候拿捏得正好出来的面精而白。这活儿,火大火小与烧火的息息相关,默契配合才能吃上好莜面。往返倒送粮食都需要人,我的任务是送柴禾,粮食多时炒一天。磨面也很考验人,我们都是从零开始,牵马、套马都是三哥干,母亲管箩面,笸箩里放上支架,箩要不停地转着圈摇晃,一直到磨完面。全村的面到年根儿才能磨完。
  大队要买柴油机,四队把外派修水库的二哥调回开柴油机,原因是二哥懂技术、爱学习、爱钻研。他手下的柴油机,经常维修保养,从脱粒到磨面很少坏。其它生产队的机子隔三差五的坏,包括十里八乡的,金锁营、冯家洼、任志祥村等都请他帮忙。他的徒弟名叫六十二,依然在村开柴油机。柴油机给人们生活带来了意想不到的便捷。
  石门沟的人勤劳、善良、有礼貌、文化底蕴深厚,自娱自乐精神很强。每年打完场,一帮文艺爱好者,每天晚上定点到队房排小戏儿。从大年初一开始,三间磨房变成礼堂,棉纱绑定的球用铁丝挂在房梁上,蘸柴油点燃当灯用,石磨盘倒成了我们小孩争夺的最佳座位了。曲目很多,有走西口、挂红灯、王婆骂鸡等。
  石门沟人人会唱戏名不虚传,如果缺角儿,随便提留一人就能顶上。场场爆满,一直唱到出了正月。每场下来人人鼻子眼都是黑的,可是大家乐在其中。

6
 
  1969年1月,我初中毕业回村,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地未解冻,我就加入到轰轰烈烈的打大口井的行列,一个阶梯两人一组,根据口的大小安排组。梯梯依次安排下去,挖多少土,由下往上扔多少土。动铁锹的活是真累,半点懒也偷不了。一天下来,手打起血泡,累得晚上睡不着觉,大家坚持不懈,终于挺过来了。
  修梯田、平整土地,就觉得轻松了许多。开春种地,与我同般大小的女孩,早就干大人的活了,扶犁,可我只能打滚子顶半个人的活。梁万英扶犁、刘玉兰甩籽儿、我打滚子。他们俩是我的老师,教了我许多知识,给牲畜上套是其一,有时教我扶犁、看墒土走直线,有时教我甩籽儿以及手的拿捏程度,如何把子儿甩得均匀等等,这个一组合,必须配合默契才能把地种好。
  有一次,开地拉墒,打滚子的可以休息一趟,牛悠闲自得的吃着草,我坐在草地上休息。他们一趟下来,轮我上阵了,我猛然起身,吓惊正在吃草的牛,牛奔跑起来,我用尽全力拉,我哪是它的对手,一个跟头把我扔那了,牛也跑了。我起来一看,缰绳把我双手的皮都给撸掉了,鲜血瞬间流出,玉兰姐立刻掏出手帕,给我包,万英哥把受惊吓的牛追了回来。休息片刻,三人合力,一上午把地顺利完成。我的手虽然疼痛难忍,下午还是坚持来了。他们两是文艺队的,经常边干活边唱小曲儿。今天下午,又唱起小曲儿,高兴之余我忘却了疼痛。在这里我要感谢兰姐和万哥!
  经过近一年的锻炼,第二年我干起了成人活。每次,不论是干什么我都让她们先挑,一是她们比我小,二是她们跟我很要好。春播时,给我剩下的牛,有时候是一快一慢的,有时候是一个慢一个不听使唤的,还有时候两个都是抽一鞭子都不待动的,最为可笑的是还有一牛一马合套的,扶一辈子犁也不过如此吧,都让我遇上了,真是锻炼人。
  有一次,在后山翻地时别提那对牛有多“肉”,一鞭子下去,牛“咯蹂”一下,快走不了几步,大家一替一趟的翻地,我遇上这样一对儿可观的牛,再加上地垄长短不一,距离前边的犁越来越远了,后边依次排开过不去,队长急得跑过来挥起鞭子抽牛,我扶着犁跟着跑,最后把队长和牛累得气喘吁吁,这种事,在当时,可气、好笑、又好看。
  那时候,我虽然干成人活,但远远不是她们的对手,每次锄地、割地时,不论谁先到头,不论几锄或割几把,都会返回来接我。过去的一幕幕如今回忆起来仍然像是发生在昨天,真是“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7
 
  石门沟学校是八九个自然村学校中最大的学校,当时,其它村只有一至四年级,大多数是一人一校复式班。只有石门沟有五六年级,东西白沿沟、小西营、金锁营、二贺吃唠、冯家洼、任志祥村,五六年级的学生都来石门沟念书。最远有五六里,他们是走读生,一年四季不论风吹雨打,都很少迟到,而且成绩优秀。老师的师资力量也很强,代课老师都是高中毕业生。学校虽然简陋,但老师的责任心很强。每节课准备的都很充分,重点突出,通俗易懂,容易掌握,作业完成快,我们班的学习成绩都很好。此外门门安排齐全,每年六一在一队打麦场举行运动会,组织我们参加实践活动,给我们村勘探队的叔叔写送慰问信。
  我是1965年升县一中的,1969年毕业回村,再看学校整个人员大变动。我的班主任老师李慧玲,为了解决两地分居,调走了;校长兼我们数学老师龚云堂调县委了;还有鲍老师、张老师等都走了。取代他们的是挣工分的老师,从此,民办老师诞生了。与我同时沽中毕业的两个高中生,范有诚当大队书记,我三哥当民办老师,年底参军入伍了。1970年底,九连城农中毕业的民办老师苑连秀,是我小学同学,被选送到北京医学院学习,大队决定,让我接替她。
  农村生活逐步改善,在“大食堂”居住的人家,陆续搬出,入住自己盖的新房。大队把腾退出的大食堂,重新整修,配备了崭新的桌椅板凳,学生坐在明亮宽敞的教室里上课,新的环境带给他们满脸的喜悦和精神抖擞,多么令人欢欣鼓舞!
  从供销系统和营业所返乡的裴宝仁老师,是校长兼一年级的课,刘尚荣老师任全校的音乐和体育,我任二四年级的 课兼班主任,仝再花老师任三五年级的课兼班主任,蒋礼老师和井尚军老师包六年级和初一的课。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我们,名义上是初中毕业,其实只有初一的我,接这样的担子有点吃不消。特别复式班,一开始上课,时间利用不当,给一个班讲课,另一班干等着,课堂教学完成不了。后来发现最好别上同类课,先给一班针对性出题通过预习解决,提高自学能力。给另一个班讲课,让他们在相对短时间内听懂会做题。经过一次次摸索和不断的改进,力争让每个学生掌握知识。一天下来,口干舌燥,腿脚也痛。好在学生和家长对我的评价还行。其实,我最大的困惑是不会批改作文,不会写评语,基本是千篇一律,于是萌发了上学的念头。现在回想起来,很对不起我的学生。裴老师是领导,工作比较忙,经常在黑板上给我留言,让我给他代课。也经常听到他带着大二号的口音,领着学生响起那朗朗的读书声:“红小兵地头坐,贫下中农来上课”。
  除了师资力量薄弱以外,其它各项活动搞得都很好。老师的积极性很高,大家也很团结。春天,学校买的推子,班主任免费给男孩理发,我只会给他们剃光头。六一,举办运动会,那年由刘老师牵头,我们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文艺演出,各班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排的节目有相声、诗朗诵、三句半、舞蹈等;蒋老师是我小学的老师,经验很丰富,他和高中毕业的井老师排练一出大戏:红灯记选段。戏里的红灯是借用我二哥给大队做得那盏灯,最后演出非常成功。受到全村人和大队的好评。
  1972年圆了我的学习梦,在生产队、大队、公社的推荐下,带着贫下中农的希望和重托跨入了人生的“第二所”大学——河北师院。
  我虽然已经离开石门沟多年,但在我心里,它永远是我的第二故乡,那里有我的一切,喜、忧、思、苦、泪。但那一切都变成了浓浓的相思,汇流成了永恒的眷恋……

(责任编辑:红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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