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社会，乡村里的红人大都是乡绅。乡绅上对官吏、下对平民，是个特殊阶层。这个阶层的人，有开明地主、退休官吏、落第士子、宗族元老，身份不尽相同，却有一点相同，全都有头有脸、跺脚有声。这些长袍马褂的人物，难免释放出封建糟粕的酸臭，却又散发着儒学精髓的芳香，值得用辩证思维回味。

　　乡绅文化随着封建社会的瓦解，走向没落，但并未完全中断。延续下来的余脉，积淀在现代乡村中，衍生出一群新型的乡村红人。这些人虽然面朝黄土，却鹤立鸡群，不是乡绅，却胜似乡绅。他们绕过了文本主义的独木桥，转而走向经验主义的阳关道。他们文化不高，却凭勤学苦练获取到专长；他们出生卑微，却用人格魅力树立起威望。他们的故事，在时间的发酵中变得越发醇香，成为一杯醉人的乡愁。

 

陈土医
 

　　解放前，涿鹿县大堡乡后沟村出了个人物，名叫陈进小。这人善针灸、懂药材，精通推拿按摩，救过不少人命，被当地人誉为神医。陈进小治病的路子越来越野，晚年时，走张库大道，跨出国门，奔了外蒙和苏俄。凭借一门中医术，陈进小在国外救死扶伤，几年下来，赚了不少外汇。

　　陈进小在外面打拼时，孙子陈吉昌在家挑起大梁。凭着年幼时的耳濡目染，借着爷爷的基因传承，十五岁的陈吉昌贩起了药材。大堡乡属于山区，山坡沟壑中盛产冬花。冬花能润肺止咳、消痰下气，不论是外感内伤，还是寒热虚湿，都用得上。陈吉昌不辞劳苦，没日没夜地干，从大堡一带收药材，贩卖到外地，最远走到了京津和河南。陈吉昌做的是小本买卖，雇不起帮工，只能一个人背口袋。正在长身体的他，从那时起，落下了驼背的毛病。

　　爷爷荣归故里时，陈吉昌已是个身材佝偻、面皮粗糙的后生。爷爷问明缘由，心中五味杂陈，随手从无名指上撸下戒指，扔进了脸盆。陈吉昌双手捧着脸盆，盯着那枚戒指发愣，这么大的金镏子，平生第一次见。陈吉昌毕竟还年轻，以为这个赏赐，是帮爷爷倒洗脸水得到的。殊不知，这枚戒指是爷爷对他的肯定。

　　陈吉昌从得到戒指开始，就正式被爷爷收作徒弟，开始精学医术。陈吉昌大字不识，学起医术来，多少有些吃力。爷爷的医术博大精深，没个十年八年功夫，很难全部领会。爷孙俩紧赶慢赶，还是没完全合套，没等陈吉昌大成，爷爷便驾鹤西去。陈吉昌虽然学了个半拉杆子，也不简单，毕竟是名师真传。

　　陈吉昌26岁那年，口里闹起了饥荒，树皮都被啃光，不少人选择走西口。陈吉昌只身一人，辗转来到坝上。一个药箱、一个针包、一块俄国毛毯，就是他所有的家当。他居无定所，在河北与内蒙交界的七个县游荡，靠给人治病糊口。1955年，陈吉昌在沽源找了房媳妇，落户到平定堡。

　　有了家的陈吉昌，依旧给人看病，十里八乡的病人，就找上门来。陈吉昌胆大心细，什么病都接，即使不能药到病除，也可暂时缓解一下病痛。那些年，陈吉昌的家里出出进进全是人，门限子都快磨平，一盘大炕这个躺下那个起来，整天不闲着。犯了白头风、霍乱的，吐着白沫躺着进来，站着出去；扭了腱子、岔了气的，背着进来，走着出去。

　　陈吉昌看病，有两手绝技是当时这一带少见的，一是火针，二是见火苗。火针也是针，有半尺多长，自行车辐条粗。这种针专治肚里的病，病灶在肚脐下面，男的叫氙气，女的叫塊气。病人在炕上躺平，露出腹部，陈吉昌将切好的蒜片放在肚脐下边，用涂了素油的棉球将火针包好，在油灯上烤着烧红，口中含口凉水，猛地往病人腹部一喷，就势快速出针，直插蒜片，噗一下，针尖穿透穴位，病人嗷一声仰起。这一针下去，比手术还厉害，肚里的病灶就基本被摘除了。见火苗是一种火罐手法，治病时，陈吉昌手拿小瓷罐，将黄纸点燃，迅速放入罐内，火罐急速走向病人时，刹那间将黄纸抽走，已成真空的火罐，啪地一声，拍在病患处，稳稳当当地吸住了皮肉，瞬间拔出茄子色。见火苗讲究个眼疾手快，好比变戏法一般，虽然有炫技嫌疑，也的确能祛除病痛，尤其治疗风湿疼痛，屡试不爽。

　　除了针灸、拔罐，陈吉昌也善推拿。车马店有个伙夫，蒸馒头端笼屉时扭了腰，让人背着进了屋，放到炕上，不能动弹。陈吉昌撸起袖子，按住病人，推了几下腰眼，抓住脚腕撑了几下，照胯骨上拍了几巴掌。那人杀猪般叫了几声后，穿鞋下炕，站了起来，扔下一块钱，对陈吉昌作个揖，走了。双井子有个人，锄地把手腕锄起个疙瘩，糖枣般大小，看着就吓人，有人劝他找陈大夫。陈吉昌左手捏住那人手腕，右手拇指推住疙瘩，推了三下，平了。

　　那年头穷人多，没几个病人使大钱，陈吉昌看病，从不漫天要价。大多时候，配了中药收几个本钱，针灸按摩之类的手艺活，给几个算几个。老百姓也有心，病好了拿不起钱，就送点土特产，看病的收入，大多时候是莜面、麻油、鸡蛋之类的吃食。

　　陈吉昌除了在家坐诊，也经常四处走穴，最常去的地方，是宝昌、蓝旗一带。那边地广人稀，又多是不懂中医的蒙古人，发了病一时无处医治。陈吉昌的名声传过去后，就成了内蒙一带的救星。蒙古人经常打马赶来，扔下几块奶豆腐或牛肉干就将陈吉昌带走。陈吉昌二话不说，跨上马背就绝尘而去。蒙古病人也是病人，病人熬一日就痛苦一日，陈吉昌不能见死不救。

　　建国初期的沽源县，缺医少药，正是陈吉昌大显身手的好时候。随着社会发展，沽源县有了正规的医疗点，群众看病大都选择国营医院诊所，加之西医的介入，江湖郎中渐渐失去了优势。陈吉昌转而另谋生路，医术成了一门副业。他先后到马车社、东风旅馆等单位上班，后来，由于年轻时在外闯荡，经多见广，被任命为县副食库的采购员。

　　陈吉昌在副食库一直干到老，退休后，依然闲不住。年老后的陈吉昌，背驼的更厉害，经常出没在南扬水站一带，春天拾粪，夏天拔草，秋天耧柴，冬天捡树枝。常年戴一顶灰布帽，穿一身灰布衣。那年冬天，陈吉昌坐完一个亲戚的席，骑着三轮回来，在炕上睡了一觉。觉醒后下地小便，走到外屋锅台边，一脚踩空，躺了下去，从此没再起来。

　　早在一年前，医院出具的诊断书上，就标明他有严重的心脏病变。这张诊断书，直到他去世多年后，旧屋拆迁时，才被家人发现。诊断书严严实实裹在包袱里，被压在柜底。包袱里裹着的，还有一个发黄的针包。打开针包，一根根长短不一的银针，依然闪着光芒。

 

赵总管
 

　　平定堡镇北岗子村的赵树森，右手拇指外多出一根手指，像根多余的树杈。多出的手指并不妨碍打算盘，赵树森的珠算能力超强，干了30年村会计，没有算错的时候。当会计前，赵树森是北岗子村的生产队长，勤劳能干，为人厚道。1969年，马房子大队村委会换届，赵树森脱颖而出，当选了大队会计。

　　马房子大队下辖五个自然村，分别是马房子、董家营子、骆驼井、五十家子和北岗子。赵树森不光要算这五个村的经济账，五个村的提留款、拉沙子款、牲畜防疫款等都需要他亲自去收。赵树森每年收两次款，剪羊毛时收一次，秋后收一次。收款时骑上自行车，挎上帆布包，走村窜户，因此和社员们打成了一片。谁家有几头牛，谁家有几只鸡，谁家的媳妇坐了月子，谁家的老人入了祖坟，他事事门清。由于为人和善，从不与人争执，赵树森在群众中逐渐树立了威信。

　　赵树森不光是大队会计，还兼着信用站和基金会的会计。三个人的活，他一个人挑起大梁，在同行中，很有威望，被戏称为大会计。由于工作出色，他在乡里屡受表扬。到乡里开会时，安排伙食，大伙都让他支招。

　　马房子大队的村民，信得过赵树森，大事小情就都来找他。渐渐地，赵树森成了这一带的红人，经常在一些场合出头露面，且把交办的事当自己的事办，事事办的稳稳当当、妥妥帖帖。农村是基层，事情杂，村民之间难免有磕磕绊绊。不论是家庭矛盾，还是邻里纠纷，村民都喜欢就地解决，找个公道人说理。赵树森威望高、为人公道，就成了化解矛盾的人。两口子吵架闹离婚，赵树森在开离婚证明前，总是要劝解一凡，感情没有破裂的，大都被他劝了回去，双方消了气后，依然一个锅里搅马勺。邻居因为砌墙吵架，甲方说乙方多占了地方，赵树森就拿着盒尺帮着丈量，按照宅基地的面积来，让甲乙双方心明眼亮，多占没多占自然门清。耕地也是这个亏秤，谁该多少亩，到实地一量便知。赵树森量地，几乎不用尺子，在地头一走，靠步数就能算出亩数，几乎没啥差错。赵树森什么事都管，以至于村民丢了骡马、粮食，家里开不了锁，压水井不出水等等一些琐事，都找上门来。

　　赵树森爱管事，但不是所有的事都能办，因此，他从不轻易应承事，一旦应承下来，就一定办，而且一定办成。但马房子大队五个村的红白喜事，只要招呼一声，赵树森必到。无论多大的场面，只要赵树森一到，东家就有了主心骨。

　　多年的会计生涯，使赵树森办起事来有条有理，他善于把一件件繁杂的事情理出头绪，也善于把一个个帮手都用到刀刃上。马房子一带办喜事，自有一套程序，一起一落都必须按规矩来。尤其是新娘家的亲戚，礼数上更不能马虎，出了不周不必的事，婚礼就很难进行下去。远处来的亲戚，一般要住三天才走，从扎下处到发客，事事都要安排妥当。赵树森乱不了，他不慌不忙，慢言慢语，在东家发愁的事上总能想出办法，最终让参加婚礼的各方高兴而来，满意而归。

　　喜事免不了闹腾，赵树森在处理这些事时，不仅以诚待人，也摸索出一些土办法。送亲的车一到，压车钱就是个无底洞。没经验的总管，大把花东家的钱，也不能让新娘满意下车。赵树森有办法，不温不火地软磨硬泡，有理有据地连劝带拉，再固执的新人，也经不住诚意的感召和精明的算计，纷纷落马下轿。新人下了车，免不了遭遇一阵哄抢，抢亲的后生们，有的剥鞋，有的抢盖头，乱成一片。抢到东西的人，免不了要赎金。赵树森又该出马了，挨个和后生们谈判，最终说服抢亲人，用几盒烟把东西赎回来。有时，喜车一进村就被抢亲的人堵住，赵树森就散出一把红包，飞飞扬扬地落得满地都是。趁着人们拣红包的档口，赵树森催促马车快行，一溜烟跑到新郎家。那些红包被一个个打开，里面竟然是些毛票。全加起来，也就两盒烟钱。

　　在马房子一带，白事的套数不比红事少。有些家庭由于涉及到遗产，加之死者亲属们情绪悲哀，在白事的操办当中，处理不当，就容易引发冲突。赵树森当白事总管时，会把一些细节考虑的更加周全，既打发了死者，安慰了家人，又顾全了客人。那年月，马房子一带多是土葬，打坑、茶饭、入殓、抬塚等等事情，都需要赵树森安排。停灵少则三日，多则七天，赵树森日夜守在东家家中，和死者亲属同吃同住，一直熬到死者入土为止。

　　赵树森上学上到初一时，赶上三年自然灾害，不得已辍学务农。他学历不高，却心灵手巧，不仅精通会计，也会一门厨子的好手艺。红白喜事上，他不仅当总管，也当厨子，流水席一开，就是他露手艺的时刻，七碗八碟，六荤五素，哪一道菜都有滋有味，色香味俱全。那时的农村人不富裕，出不起大钱雇人，一场喜事做下来，赵树森也就喝顿大酒而已。

　　赵树森爱喝两口，年轻时酒量大，放下酒杯，该办的事一样落不下。2000年，赵树森辞了会计，开始安度晚年。如今的赵树森，已是70多岁的老人，身体不错，依然能喝半斤酒。喝完酒，能骑着自行车稳稳当当回家，就像他从前下乡收提留款那样，方寸不乱。

 

张笔杆
 

　　早年间，沽源县的乡村里，能拿得起锄头的人不少，能拿得起笔杆子的人不多。的确，民以食为天，尤其是经济萧条的解放前后，锄头的作用，要远比笔杆子重要。由于笔杆子不太重要，也就少有人问津，耍的人一少，反而珍贵起来。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仅靠锄头解决不了所有问题，年节的对子、婚礼的喜字、葬礼的挽联、来往的书信、借款的凭证、告官的状纸等等，无一不用到笔杆子。正因如此，乡村里耍笔杆子的人，就成为一方尊者，经常登堂入室、吹茶赴宴，很是吃香。

　　黄盖淖镇乔家营子，有个耍笔杆子的，叫张有。此人身材消瘦，颧骨高突，一看就是个伶俐人。张有文化说高不高、说低不低，念过两年高中，毕业后到林场做工，之后又回乡务农。务农的张有，不甘心把肚里的墨水浪费掉，就开始不安分，农闲时，读书看报，写写画画。天长日久，张有就有了些通古博今的意思，别人不明白的事，他大都能说个头头是道。张有学问高，文章也写的不错，三里五村的人，就找上门来，让他代写书信和字据。

　　张有最拿手的，不是文章，而是字体。无论是硬笔还是毛笔，捏在手里，就能成个书法。张有学书法，没有人直接传授，全靠临帖自练，他天资聪颖，又善于博采众长，从二王到颜柳，都琢磨过。练字买不起宣纸，就在废报纸上折腾，废报纸用完，就找块空地拿树枝子划拉。练来练去，练出了名堂，张有成了西营子大队的红人，年节的时候，家里来写对子的人络绎不绝，这一带，红白喜事上的喜字挽联，大都出自他之手。张有写字，全都是白写，分文不取。常年扎在农村，张有形成了朴素的人生观，坝上人特有的豪爽，又深嵌在他的骨子里。在他看来，写字毕竟不是啥力气活，手到擒来的事，都是乡里乡亲的，这点小事根本算不得啥。

　　一手好字加上好人缘，让张有从村里写到了村外。乡里要写标语，把张有请过来，排笔握在手里，依然得心应手，一面墙上，不多时便出现了一行斗大的字，横平竖直，四四方方，颇为夺人眼目。最牛的时候，张有用蝇头小楷写身份证，手不麻，眼不困，一写就是好几天。那是乡里颁发的第一代身份证，小卡片上姓名、性别、住址、出生年月一应俱全，字体要求工整、统一、不偏不斜。张有稳踏踏坐在那里，头正身直，臂开足安，笔走龙蛇，气运丹田，毫不含糊地一张张搞定。

　　最近几年，七十多岁高龄的张有，依然活跃于城乡之间，凭借一腔热血和一手绝活，为沽源人留下了一幅幅墨宝。县里组织书法协会的老同志们，到贫困村送春联，张有成了自愿者中的一员，冒着严寒，下到基层，为千家万户增添喜庆。2017年，顺义区联合沽源县举办书法大赛，张有凭借一幅遒劲的楷书获奖，为他的书法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2018年年初，一些村庄中，春联墨迹未退，写春联的张有突发重病离世。无数村人，因惋惜而落下眼泪。

 

刘香头
 

　　这是个老女人，1993年去世，去世时虚岁98，由此可以推算，她生于什么朝代。女人叫刘凤仙，鱼儿山人，后来迁到沽源，落户于大二号乡十八号村。刘凤仙年轻时好人彩(长得漂亮的意思)，面皮白净，杨柳细腰，素衣裹在身上，透着风韵。一对三寸金莲，藏在花梨木鞋底之上，走起路来，如弱风摆柳。

　　刘凤仙虽有沉鱼之容，却是个病西施，三天两头闹毛病。十四岁那年，村里来了个游方老头，画了一道符，配了几味药，刘凤仙的病竟然好了。父母答谢恩人，让老头在家中小住了几日，好茶好饭地招待。老头临走，点化了刘凤仙，传授给她一门神奇之术。从此，接过神仙接力棒的刘凤仙，成了香头。所谓香头，就是假扮神仙给人治病消灾。

　　香头在早年间，并不受人非议。对于很多穷苦病人而言，没钱扎针吃药，香头就成了救命稻草。封建社会被推翻后，香头成了封建迷信，尤其在破四旧的年月，被彻底打倒，与历史反革命一起关进牛棚。随着时代的进步，对于封建文化的剖析趋于理性，香头在被否定的同时，也作为特有的文化符号，被批判的接受，明智的专家学者，并不赞同一棍子打死。

　　在医学发达的今天，如果有人把香头当成主治医生，一定会被笑掉大牙。但在近代，香头坐诊却是司空见惯的事。当然，仅从平均寿命就可以看出，那时的医学条件何其简陋，那时的病人何其愚昧。说白了，那时的病人之所以找香头治病，一是省钱，二是获得心理安慰。在迷信盛行的时代，香头的心理安慰作用的确非同小可，几乎可以与宗教媲美，有时，甚至能够产生神奇效果，用类似于现代心理疗法的治疗方式，治好某些病症。有科学家做过实验，将一块冰放到一个半昏睡状态的人的小腿上，暗示他这是一块火炭，小腿便会出现明显的烫伤。

　　刘凤仙当香头，与电影里的三仙姑不同，三仙姑是让别人相信，刘凤仙是自己相信。从被神仙抓为香主那年开始，刘凤仙就严格按照一个称职香头的标准约束自己，不论在人前还是人后，都不乱套数。每年从腊月二十九开始，一直到正月初五，刘凤仙全家都要吃素，别人家炖肉烧鱼的时候，她家一点荤腥没有。更让人敬佩的是，刘凤仙还要在年节时吃净口斋，从腊月二十九晌午后，她就水口不打，一直到大年初一日头落山，才开斋。净口斋是俗语，专业名词叫辟谷，也就是在一定时间内，不吃不喝，就那样闭着眼睛，跟胃口较劲。

　　刘凤仙美貌贤淑，自然嫁了好人家。那家人性好，又是大户，有肥地两顷、犍牛30头、绵羊200多只、长活短工十多个。宅院自然宽敞，容得下百人走动。每到三月三，十里八乡的人就聚过来，都是刘凤仙的病人或粉丝。一时间，刘凤仙家人头攒动，纸糊的狐仙庙前，香烟缭绕，紫气升腾，堆满了馍馍、黄裱、凤凰身（白条公鸡）等贡品。

　　刘凤仙坐诊，方法极为简单，从诊断到治疗一气呵成，一招一式透着神秘，让围观的人，浑身起鸡皮疙瘩。坐诊一般有两个环节，诊断和治疗。诊断时，在纸糊的狐仙庙前净手焚香，口中念念有词，将神仙请出山门。刘凤仙上炕盘腿打坐，双目微闭，连打两个哈欠后，神仙即附体。只见她伸展双臂，如鹰隼试翼，骨头缝咔吧作响，浑身颤成一面箩筐。蓦然间，猛启双唇，唱出一串咒语，如珠落玉盘，似天狗啸月。病人冷不丁被咒语一震，头皮发麻，浑身冒汗，汗毛孔全部张开，头疼脑热的小毛病，就先被惊跑了。

　　治疗也简单，将朱砂、白芨放入盘中，凉水化开，毛笔蘸汁，黄纸铺展，写一道似字非字的灵符。用水碗将符压住，片刻取出烧掉，纸灰落入碗中，即成一味神药。病人连水带灰喝下，心里先踏实了不少，心里踏实，清气上升，浊气下降，吃饭有了味道，走路不再打晃，病痛也便轻了许多。

　　这种神奇的疗法，对一些病症的确有缓解作用，尤其是一些精神疾病，如癔症等，大都能立竿见影。一来二去，刘凤仙的大名传开，赶车的、骑驴的，来看病的人络绎不绝。刘凤仙火了之后，也不靠这门手艺混饭，家里不缺口粮银钱，替人治病消灾，只是为了修造。刘凤仙相信因果报应，一生都在行善，就连走路，都绕着地上的蚁虫走，生怕害了生灵的性命。

　　常言道，性格决定命运，刘凤仙对别人好，别人也就对她好，对这个世界友善，这个世界也就对她友善。自从当了香头后，她身上的零件就不再生锈，一直活到近百岁。家人说，从她感到身体不适到闭眼，不过短短十二天，她不是病死的，而是老死的。

　　刘风仙去世后，请神的手艺没传下来，颓败的农家大院中，纸糊的神庙已然风化，烟火味道渐渐淡去，神仙随着科学的进步灰飞烟灭。但我们无法忘记，一个曾经的老女人，用她毕生的精力，用她的愚昧和善良，自发地、由衷的，为世人减轻痛苦，为世界增添光明。

 

孟铁嘴
 

　　孟桂林是个男人，因此不能叫他媒婆。男人说媒的不多，孟桂林当月老，也不是有意为之。在西辛营乡白达营子一带，孟桂林算个热闹人，一年到头不着家，在外面飘着，走东家，窜西家，闲在时，背起兜子就下了坝。孟桂林常在外面掂，也不只为营生，他就这个性子，天生爱交朋友。朋友多了，认识的人便更多，孟桂林掌握了大量人员信息，脑子里储藏了许多未婚男女的数据。谁家的闺女要嫁人，谁家的儿子要娶亲，便顺理成章地找到孟桂林头上。

　　孟桂林说亲，只有一条原则，就是往成里说。这条原则看似一条真理，却未必人人遵循。毕竟男女双方大都不了解，条件差距太大，硬撮合在一起，难免落下埋怨。孟桂林不管这套，他一贯秉承众生平等的观念，从不把人分作三六九等。此外，孟桂林明白个道理，大部分人之所以迟迟找不到对象，多是由于眼光太高。尤其是女青年，封闭的农村环境，较低的文化程度，使她们产生自恋倾向，找对象对她们来说，比绣花还细，挑来检去，错过花季，自己反而成了剩女。孟桂林基于这样的观念和认识，使出各种招数撮合，只要是经他说的媒，几乎百发百中。

　　孟桂林祖籍阳原县头马坊子村，中等个，长条脸，身材精瘦，浑身上下透着机灵。他常年在外面混，练就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本事，一张嘴更是巧舌如簧，上嘴唇和下嘴唇一碰，叮当作响，有把死人说活的劲头。嘴皮子利索的人，思路大都清晰，这样的人，早年间的坝上农村不多见。孟桂林在西辛营中学念过初中，多少识一些字，这点文化，在当时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的农村管了大用。

　　孟桂林去世早，若活到现在，也就近八十岁。一生中，他说成了多少媒，难以知晓。仅白达营子一个小村，就成了四对，都是他的功劳。这些红男绿女，因孟桂林的存在而成为红线绑在一起的鸳鸯。他们或幸福、或不幸地生活在一起，在日升日落中双宿双栖，在斗转星移中生儿育女，终究难逃比翼齐飞的宿命。

　　幸福的伴侣，一生都在感激孟桂林。不幸的伴侣，便时常来找后账。两口子闹别扭、砸饥荒，就找孟桂林。媒是你孟桂林说的，现在过不好，是因为当初没找好，这笔帐得记到你媒人头上。遇到这样的浑人，孟桂林也就认了，不仅不推卸责任，还帮着再次撮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把两口子劝到一个枕头上。在孟桂林有理有据、入情入理的劝说下，跳事的两口子，大都会消了气，重归于好。时间一长，不是孟桂林撮合在一起的两口子闹别扭，也来找他，他来者不拒。

　　孟桂林爱管闲事，即使遇见不认识的路人打架，都会上去拉劝。熟人更不再话下，谁家有事他都管，尤其是化解矛盾，是他最拿手的。想当年，西辛营乡西边这一带，没有不知道孟桂林的。树大招风，对孟桂林的评价，也众说纷纭、褒贬不一。虽说唾沫能淹死人，但孟桂林不在乎风言风语，他就这个性子，一天不管点闲事就闲得难受。

　　孟桂林不仅有一付铁嘴钢牙，也唱得一口好曲，地道的东路二人台。独自走在田间地头，便会亮一嗓子，或是五哥放羊，或是光棍哭妻，调门高亢婉转。村人听到这公鸡打鸣般的嗓音，便知道，是孟桂林来了。娃娃们跑出家门，绿豆蝇般缠在他身后嬉戏；姑娘小伙怦然心动，掐算着红烛高照的时辰。

 

秦叨古
 

　　坝上一带，把讲故事叫做叨古。五十年前，小河子村有个爱叨古的人，叫秦文韵。这人叨古叨到什么程度呢？逢人便讲，得空就说，仿佛这现实世界，蒙着一层古时候的纱。

　　秦文韵讲的故事，翻来覆去就一个——三国。这个故事是个大故事，仅人物就有上百个，秦文韵能把每个人物说得头头是道，故事情节经他的口中一出，更是活灵活现。就这一个故事，也让人百听不厌。

　　据秦文韵本人讲，他看三国的书，看了四十年。看了四十年，不是由于看书慢，而是看了一遍又一遍。一个人坚持做事不奇怪，几十年重复做一件事，就奇怪了。正是由于这样，秦文韵在人们眼中，成为一个奇人。

　　秦文韵的奇，还表现在装扮和举止上，当然，这还与三国有关。他穿的衣服，与村民有些差别，衣领纽襻透着古色，帽子也类似纶巾，八字须垂到下巴，手中有时拿一把羽扇，有时是一卷书。走路是四方步，不紧不慢，抬头挺胸，四平八稳的姿态。秦文韵最常去的地方，是村里的供销社，那里自然是全村的中心。每当他慢悠悠晃过来时，人们就指着他说，瞧，诸葛亮又来了。

　　秦文韵走进门市部，并不买东西，也不像孔乙己那样站在柜台边喝酒。他来的目的，大家心知肚明，便都竖着耳朵等故事。秦文韵讲三国，有一段固定的前奏，这点被年轻的售货员掌握了。他一进来，售货员就堆着笑脸迎上去，打一盆水，递一块毛巾。秦文韵两腿站直，躬身一板一眼地净了手，用毛巾掸去衣服的尘灰，在预备好的椅子里坐下，坐得横平竖直、一丝不苟。

　　开头一般会扯点闲篇，今年雨水如何、收成如何之类的。很快，话题就阳一脚阴一脚地扯到两千年前，拉开了三国的序幕。从三雄战吕到败走麦城，从三顾茅庐到赤壁火攻，在坐的人大眼瞪小眼，一时忘了下田锄地、回家吃饭。门市部里的人，只进不出，聚得越来越多。只要秦文韵不走，门市部便成了盘丝洞，进来一个，就粘住一个，逃都逃不掉似的。

　　解放前，小河子曾是县城，城池在战火纷飞中破了，旧日的辉煌，随着岁月流转渐入落寞。不甘平庸的小河子人，依然向往着波澜壮阔的生活，而那年月，村人却没啥乐子，日子过得慢，听秦文韵讲三国，就成了最好的消遣。如今，已没人能记起，这个神奇的说书人从哪里来，最后又到哪里去，但他的一举一动，却深深印在一些老小河子人的脑海中，一生都无法抹去。那一段段精彩的三国故事，刻在许多人的记忆中，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亦真亦幻。

　　时光让许多人从我们眼前消失，却把他们的故事流传下来，成为无法忘怀的旧梦。这些乡村里曾经的红人，恰是一粒粒种子，携带着传统文化的基因，埋进坝上草原的泥土，生根发芽，遍地开花，长成一片璀璨的金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