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顾_沽源网--沽源门户网站

　　我叫赵霣，原籍赤城县三道川，１９１６年生，高中文化。四十年前是国民党员，现为黄埔同学会会员。
　　我生在国家危难之时，民主政府虽已成立，但军阀割据闹得国无宁日，我察哈尔省更是兵荒马乱，大帮（土匪别称）到处出没。
　　我七岁上学，在三道川、龙门所、喜峰寨等地，八九年才完成小学课程。１９３２年考入沽源初师（初师在沽源县府观在的小河子）。
　　我在小学的事需要叙述一下，这是我记忆最深的事，就是我的级任教师杜仿洲，他对我的影响太深了。他是一位喜欢文化留心政治的人，对时势知道的很多。第二次北伐期间，帝国主义利用军阀分割祖国，破坏统一疯狂时期，他利用校长每周二节公民课时间，（两个班合一教室）教时势课。比如张作霖被日寇炸死，张学良往回夺兵权，上海“一二八事件惨案”、“九一八事件”，国府要人简历等都能和现在讲评书一样说的有声有色。使我听之不厌。关于文学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及新小说《啼笑姻缘》《阿Ｑ正传》《寄小读者通迅》等，都介绍给我们或设法买到，并把他订的《东方杂志》借给我们传阅。因此我青中年都爱书报，这和他是分不开的。
　　１９３３年我由初师毕业分配到大石窑当教员，这时日本侵占热河、汤玉麟（二虎）败退。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组织部队，名叫“察北抗日同盟义勇军”冯任总司令，吉、方任前敌正付总指挥，我县长梁吕存义成立“骑兵第二旅”，驻大石窑，一旅驻三道川，地面大乱，群众又不能安居。书不能教了，我参加该旅五团二连任文书，后又到团部任书记。（比文书大一级）这就是我参军的开始。因是骑兵，故我把家中的马骑上入了部队，参加多伦抗战，围过平定脑包，但不是主攻，后又移驻赤城时冯等三人不知去向，无人指挥。（后知冯调北平军委任副委员长，方到山东，吉被蒋介石杀）这时四十一军军长孙殿英（东陵大盗）率队由东开来，不知什么原因，我旅就归了他了，并开到包头。同年冬季“宁夏事变”，孙殿英失败。又不知为什么我们又归陆军第一师，师长胡宗南，由宁夏移驻甘肃兰州。我们那个部队每个成员主观愿望都是一致抗日，这是好的一方面，但部队成份是复杂的，有散兵有逃难群众，有生活无着的贫民，也有少数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归正规军是不够条件的，在兰州，胡宗南对这支部队经过了武力改编，军官团级以上送到南京。在兰州成立高级教育班，改造营级以下的军官，士兵留遗各半。我们五十六人年轻有文化者，送“天水中央军校西北军官训练班” （黄埔七分校前身）参加特别训练班。教育考察四个月经甄别合格二十七人，编入一大队。当时照顾到我是蒙疆人，减少一年的训练，编入学生队（这是胡宗南的政治思想，他的带人方法有他的一套，不必细介绍。）１９３５年毕业分配到一师第一团机枪二连任见习。“两广事件” 发生（李宗仁、白崇禧），到湖南长沙，秋季两广事平，红军已北上到达陕北，为了扩大根据地，徐海东司令出师西北，我们部队由湖南经陕西到陕甘宁边区盐泡定边一带阻击（没大的战斗）。两方对峙中，我调机一连任排长。不久“西安事变” （双十二事件），我部回转甘肃（事变已结束）过一冬。１９３７年春，全师除西北补充旅留西北外（原旅长丁德隆后陶峙岳）其余到江苏徐洲训练，我旅驻徐州北营房。三月间，我被抽调到南京陆军步兵学校重一班（重机枪）学习，教育长是张卓（南征北战军长）。学校设备很好，教员素质也高。如机枪构造、射击原理、弹道行程、风力反应、偏差观测、器材的使用、修理、地图绘制等都教的精细，学习定期一年半，可好景不长。日寇侵略的炮火在芦沟桥打响了，警醒了整个人民和亿万群众， “七七事变” 开始了，人们掉进水深火热之中，紧接“八一三”，又攻上海，我们不得不提前结业。八月下旬部队奉令南下，我部到上海北南翔下车向宝山方面阻击敌人，在杨行一带与敌人隔河相持，苏州河水很深，形成暂时的相持局面。九月上旬，敌人大批进攻，先用炮火轰炸，后有步兵追随，并有气球在上空指挥难攻的地方，使用十数量坦克向我猛力扑来，师长李铁军，旅长刘赵寰，团长王应尊亲临前线指挥战斗，战局有所好转，但终因武器悬殊，敌人虽伤亡不少，我部不得不撤下向苏州河南撤退，又在刘行一线进行了十几天的战斗，使敌人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才达到了上海，而我方伤亡亦大，旅长刘超寰，团长王应尊、营长吴俊等四十余人军官在战争中牺牲了。这次全师减去了一个团的人员。十一月下旬，部队撤到江北六合杨州一带补充，敌人三个月要胜利的迷梦破产了。
　　部队到达杨州，因兵源不足，由四十八师一个团补充。我营四连补一个整连，营长由四十八师的谢国华充任，一、二和我连补充一部分。十月下旬又到南京江北蒲镇布防，保卫南京北面。唐生智是城防司令。上海登陆之敌沿铁路亦到南京，局势陷于困境，我们江北阵地敌飞机大炮狂轰乱炸，阵地被摧，人员伤亡很重，情况已处于恶化，虽有长江之险，亦无济于事。营长谢国华阵亡，五、六两连长失踪。中旬，南京失守，城内炮火震天，满城大火、弹药库烧着，炮弹声、子弹声响声不绝于耳。敌人烧杀抢掠就不用说了。整个南京不堪言状。在南京败退的我军纷纷向江北逃退，有的坐木板，只要有浮水之物都作救命的工具，可敌人的汽艇用机枪射击或开足马力横撞，被淹死、打死难以统计。我们收容一部转到后方，南京战役就这样结束了。
　　南京是首府，失陷了，敌我双方人力物力都有相当大的损失，都必须休整，而侵略者想用我国历史上的战争惯例，都城陷必投降的旧规，先来迫降，国府有些人动摇了，时蒋介石举棋不定，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发表了，全国城市声援的呼声高涨。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抗战呼声越来越高，蒋介石表态了，敌人阴谋破产（后来汪精卫仍是投降）了。我们在这一阶段正是休整的好机会。我师由安微、河南又回到陕西凤翔，这已是１９３８年了。记的我们坐车北上时，正是春节除夕，看到沿路村中过年，又想到失去了那么多战友，自己在车上过年的处境，多数人都哭了。到凤翔住了一个多月，敌人又在河南黄河北蠢动，我师又到河南渑池一带。敌人未出动，我师又回到陕西蒲城整训。整编补充稍稍就序，可各连、班级人员奇缺，师成立军士连培养班长，我被调到军士连任排长。（重机枪连）营长是师参谋主任兼，他是四十八师在杨州调来的，叫贾亦斌。（前几年是中央民革秘书长，亦是政协委员，近一二年报纸广播不见了）敌人诱降不成，又调动兵力进攻武汉，我师调到河南罗山保卫武汉。我被调回团任九连长，这是１９３８年８月底的事。九月下旬，在罗山南的小罗山，向敌人进攻，进攻小罗山用了半夜半天的时间，才把小罗山拿下，扼守该山。中午敌反攻，因是山地，坦克运动不灵，遂使用炮火轰击。情况很紧，国长邓洪义亲来前线，到达营指挥所，营长彭致民带四名通讯员来到我连察看，他看不到七连前沿阵地，就到我连一排位置，他要我和他一起去，我们共有七八个人，目标太大，敌人发现，开始炮击。我听到发炮声，赶紧卧倒，在我的右方落了一发炮弹，我右臂当即负伤，晕迷过去，营长又听到炮弹出口声，跑到我的身边踢了我一脚，并说还不快走，我听到后赶快滚到右边一个土坝下面坐下，因我负伤知觉失灵，头部未隐被炸起的一块土块又击中，就又晕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我醒过来，心想上次是臂部受伤，这次打在头上一定完了，可是又一想，这不是好好的吗，想站起来已无力了，再看右臂已断，想这样活的有什么用，不如死了，伸手拨枪，左手不如右手好使，费了好长时间，才把枪拿出来，可保险又打不开，放在地上把保险打开，枪口对准自己，正要搂火，班长林月彬过来一把抢走了我的枪，并说你要干什么，营长听见问什么事，林说我们连长已负伤，要自杀，营长说把枪拿过来送我下了阵地。这是我参加的第二次战斗。
　　我的负伤是１９３８年９月２８日下午２时，时年２２周岁，经团卫生队送到河南信阳车站。北上或南下我拿不定主意，北上人熟地近，南下有我七八年没见面的哥哥赵辅，他在９９师任参谋长，在江西修水，能见到他。这样，我决定南下。我乘车到汉口，先住第五后方医院，伤员大多医院治疗有困难，我又想快点治好，就又自费到德国人开的医院治疗，我的右臂虽已打断，骨骼是斜断的不是齐断，只要接好很快就能养好，经医生治疗按接一起，上个铁架固定。据医生说，百日内就能出院。汉口情况恶化，医院要往租界地迁移，我没带多少钱，怕失陷后不好搞，因此又离汉口南下，到湖南长沙。长沙只有第四收容所，该所能容量是五百人，实有一千七百多人，医药全无，就是最普通的硼酸都没有，每个伤口就用开水作药，我的伤势大为恶化，院方把我们重伤转湘乡介牌段第十后方医院，用汽车转送，我到车前较晚，没有坐位，我又是臂部受伤，我就站着，车开时站不稳左手拉着车顶铁环，右臂铁架多日没动有些松动，受了震动接好的骨骼脱开了，加上收容所的开水药又中毒，伤口日见恶化，每日流黑水一碗。到医院后没多久身体不能支持了，医生给我取了铁架救命，我亦同意。后经两个月的休养，体力有所好转，可我右臂的碎骨必须取出。后经多日治疗及手术伤口仍不见好，我听说广西十五陆军医院有个华侨医生给治病，征得院方同意转到广西桂林龙门村十五陆军医院，经过华侨医生三次手术算把病治好。经医院测定我是二等甲级伤残。（伤残证军大时被收回去）。
　　１９３９年秋季，我哥哥赵辅由九九师调重庆军官训练团任队长、我同他一起由广西经贵州、四川回到陕西韩城第一师一团仍任九连长，这已是１９４１年春季。后到渭南潼关（潼关河北风陵渡即是美国国会派来副总统维尔逊到我国考察抗敌情况的地方）他来西安后就到潼关，这一段有一些不可思议的事说起来人们不会相信但又是事实，我记下来让人思考思考吧。
　　维尔逊的到来是看看我们国家实力及军事素质能否开辟第二战场，胡宗南亦做了准备的，就是演了一场戏，我还当了演员。看看下面的戏吧，为欢迎他，特地把潼关市容和部队都改装一下，士兵都换上由七分校借来的呢子军服，这些穿上呢服的都是调选了优秀的士兵和官员，名曰“素质调配”。如在城门洞的诊疗所，上士护士由上尉军医化装。把群众动员去街上作买卖，让士兵到战地酒保去吃饭（饭馆），街上犹如闹市，维尔逊在街上走了一圈。可日寇侵略者也表示欢迎，隔河打了十余炮。这是第一场。第二场是演习营攻击地点，在潼关西东泉店南坡，官兵都是优良的调配兵，我当机枪班上士班长。单说我这个班长，随身携带重机枪管二根，望远镜等。第一次射击是敌人从右向左撤退，一班人共１６人的活动靶，战地设情者命我廿发子弹消灭它，我用了廿三发子弹命中七个，场上响起了掌声。第二次是三十九度的山坡四百余米的距离，十分钟内冲到山头，当到距坡顶还有一百四十几米时，我的第一预备手陈德山晕倒了，他是扛枪的，我只得扛起枪身继续前进，三四十斤的重量，我很久没有负过，我也是受不了，顶的冲把，勉强到达坡顶，把枪身往枪架上一放，还没有插上插销，我也有些晕迷糊不清，这时演习设情人到我身旁命令：目标左前方四百三十米处敌人平射炮三十发连放；我不知怎样拉过弹带，更不知怎样瞄准的，子弹多少发更是掌握不着了，放了三十八发中了十八发，把个纸靶打倒了，步兵的行动更是一无所知，还好，以后得到了好评，我还得到一些物质奖品。就这第二场戏，把美国的特使送走了。
　　１９４１年春，一次全师集合。师长李正先领一位青年军人到主席台上，叫青年军人到主席台上。我对旁边我连韩排长说这人真精神，师长并没介绍。他说话了，第一句是： “我纬国” 我们才知道他是谁，都用惊奇目光看着他，不知他来干什么，后来他说是到师任职，他先说了他的学校，是先从美国又到法国留学，现从头开始当排长，据他以后说从法国回来时，他的同学说他回国后必当将军（他们看不起中国军队说中国军队素质低）而他却要从头当起。散会后他到三团五连任排长。团长是吴俊。营长李×，一切和其他排级一样，只是给他安了一部电话机。而按正常只有营级以上才有电话机，连级没有，排级更谈不上，他是例外。时隔不久，就升任连长。他很爱土兵，常和士兵一起运动、游戏。但对军容是严的，衣服不整不行，仪表要端庄，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到处都是军人仪态。他在外出回来时，士兵必须迎接他，高一级骑马到他驻地，他从来是跑步上前将马接过。每逢全师官长集合时他和同事喜谈爱说，从没架子。我们有一次全师刺枪表演。他代表三团，我代表一团，我们在当时熟识的，现在不知他能否记起了。后来他调二百师了。
　　我们原是四团编制，１９４２年编四团为补充团，每团的三六九连撤消，我连被撤。我调辎重营任副营长，这是我当兵最大的官了，亦是最后的了，以后没提升过。
　　在这阶段里，我先后到过兵站任队长，十六军任连长，储备军官队任队长，七十六军任副官等职，没参加战斗，亦没有可说的，这一期间我一直在陕西没动，在解放战争时彭总和胡宗南是南北对峙者，他们战斗情况叙说几样。
　　在抗日胜利后，解放战争初期，胡宗南曾一度占延安，不久就退出了。他们有两次战争说一说，一次是彭总的“围点打援”，围的宜川，打的是瓦子街，这次战斗打死打伤刘戡军长以下一千八百多人。一次是“指东打西”，在宝鸡打死打伤徐保军长以下七百余人（徐保是我区柴沟堡人），这是彭总杰作。
　　１９４９年来到了，刘邓大军解放西北，二马失败了。陶峙岳起义，整个西北已平静，大军转向关中。胡宗南在西安坐不住了，他的队伍向川北撤退，我七十六军撤到川北广元阆中一带，情况极度恶化，蒋介石到成都活动也无济于事。重庆也解放了，部队四面受围，已处绝境，十二月间更是困难，前进不能，后退无路。廿六日，兵团司令裴昌会来电说：本部和上峰联络中断，宣布起义，你师自行决定。５８团５９团无线电也叫不通了，军部也被冲散了，师部和６０团驻在仪陇介牌段别无良策。师长胡文思、付师长夏同朋，决定驻地不动听其自然，２９日上午，有解放军二野６１师到达驻地，王政委会见我师长胡文思，说你们既已起义，随军南下解放成都，王政委让部队自行跟队南下，胡则倩派人指挥，后还是王政委一行五人留下，这就是我师起义（投降）事实。部队到达广汉，改编士兵给证遣散，官长集合一起，到成都编入西南军事政治大学川西分校改造学习，我参军在国民党部队十七年生活结束了。
　　在学校每个人交待自己的问题和历史，并检举别人，多次整动，思想顽固的编到教导团，没有大问题遣回原籍生产，有一部分留用。我是留用的其中一个，学的是土木工程，毕业后（发证书）分到西南铁路局成渝段川北筑路指挥部民工二大队任大队付。负责工程。１９５２年成渝路完成天成开始我转业回家。
　　１９３３年参军１９５２年回家，整整廿年，在人生的道路上不算短，可我做些什么呢？对人民有什么贡献呢？尤其后来更是庸庸碌碌苟且一生。我是１９５２年５月１４日到家的，当时路领导不让回来，也不应该回，可我是决心回来，今日回想，真所谓作蚕自缚自取之。奈何赤城黑河川１９５０年大旱，群众生活极苦，每人平均只有二亩多土地，生活状况可想而知，村中尽管照顾生活还是难以维持。这时区长贷给我１３０元，我买了一部缝纫机当了裁缝，老婆到小学教书（因语言不懂又回）。群众困难没人作活，我就到坝上，想法有亲戚界清瑞在大二号区任区委，我就投他定居大二号吃喝尚能维持。可肃反社教（四清）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我这身问题的人藏了又藏躲了又躲，才算没有大批斗，１９７２年我到户口所在地自然村廿五号居住，参加农业劳动，三中全会后我解放了。现在承包了一份土地，养了十只羊生活还算过得去。
　　另外关于老婆和我结合的事说一说，我在部队时年龄已够结婚条件，因为正在抗战时期，部队家属完全不管，行动生活居住都需自己解决，加之我对陕西妇女有成见，所以一推再推。解放后我在军政大学，帮助司务长管伙食（是同学选举的），我的行动外出比其他同学要自由些，在新都街上遇见她（袁文先），她是找他弟弟袁文光，亦在军大学习，问是否知道他情况，我不知道，她给我留一通迅地点，请代给打听一下。后来在同学中听到了消息，她已转入解放军援朝去了，我知道后写了一信告知她，她回了一信感谢我。
　　我民工大队成渝路完工到天成线时，住在成都北觉寺，我因痔疮病住铁路医院。医院在成都市，又遇到了她，她约我到她家玩，我因没事亦就去了，去后知道他父亲是医生，她大弟弟在川西大学教书，她也教书，并知她前夫病故。我住院廿几天在星期或假期就到她那里玩，因此关系密切，我回到家后写信问她是否愿到北方和我结婚，她同意了，１９５３年她来的，并在赤城白草区我们登记结婚。

(责任编辑：红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