坝上巨匪“杨锡壶”_沽源网--沽源门户网站

　　坝上草原苍远，偏僻、荒凉。一眼望去，几十里没有人烟，再加草丛如林，野兽出没无迹，更增加了恐怖气氛。
　　在旧社会，那些绿林草莽、惯匪、大家公子哥、鱼肉乡里的二混子、亡命徒（坝上群众把这些坏蛋统称为“二棒手”）在家乡、内地无法生存时，便跑到这茫茫草原隐匿起来，伺机再动。有的暂避一时，再图谋大略；有的躲过风头，继续为非作歹；有的养精蓄锐，东山再起。坝上草原表面看风景秀丽、古朴而安寂，实际到处潜伏、酝酿着杀机。解放前，这里流传着“坝上是匪窝子，有的人白天是人，晚上是鬼。” 那时这里的村子几乎都有“窝主”，土匪一来便住在那里。
　　从清朝末年到解放前夕，这里兵匪如毛，在草原一带臭名昭著的土匪（杆子）头子有：夜猫子张、席仁义、二张飞、荣三点、白三阎王、张风鸣、苏美龙、背凯、小五点等等。他们三五十一伙，百八十一杆，到处烧杀掠抢，横行作恶，搅得草原无一日安宁。
　　一九四六年以后，革命斗争异常艰苦。剿匪是我大部队和地方武装艰巨的任务之一。四六年一月，我察北骑兵二团在长梁大干沟村歼灭了坝上有名的匪头“老九江”部四百多人，三月又在九连城李旺营子全歼刘明匪部四百多人；同月在小河子东滩全歼了“小九江” （老九江之子）匪部二百多人。尽管这样，土匪的活动还是相当猖獗，六月下旬，一股土匪将我八区区公所包围，并将电话线割断。我区干部和区武装一方面奋力阻击敌人、一方面冒着枪林弹雨四外假埋地雷，迷惑敌人。敌人见到此状不敢冒然进攻，围了三天撤走了。
　　一九四六年十月沽源县党政机关和大部分部队进行了大规模的战略转移（习惯称撤城）。这时原来还不敢明目张胆掠劫的散匪、日本旧警察，联合了被斗倒的地主一哄而起，拉杆成伍。危害群众，闹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杨锡壶，这个被人切齿的对沽源危害最大的土匪头子就是在此时发迹的。他的匪部和黄桂馥部队于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包围了我党在沽源县城平定堡镇坚持武装斗争的骑兵二团二连和四区武工队。匪部人多势猛，我们没必要守这座孤城、打消耗战，于是我军从东围子西门突围出来进行了转移。
　　杨锡壶匪部占领平定堡后，反动势力非常嚣张，建立伪政权，捕杀我干部群众、派粮派款，拉丁拉夫，我县人民又陷入灾难之中。
　　此时全县各地形势非常险恶。在杨匪部与黄桂馥部占领平定堡的当天晚上，长梁两坡村大地主孙继明，听到匪部占领平定堡后，马上网罗了一伙流氓打手，在叛徒的带领下，将我西坡村村长李全和治安委员吕元贵、东坡村治安委员李文选（李全同志的儿子）抓了起来。孙继明摇晃着铡刀咬牙切齿地叫道： “你们分了我的房，分了我的地，今天我要好好地和你们算算帐。我村干部面对敌人的屠刀毫无惧色，痛斥敌人“八路军、共产党会给我们报仇的。” 孙继明残忍地用铡刀将村长李全同志铡死，将吕元贵和李文选用石头砸死。这就是沽源县人熟知的“西坡惨案”。
　　盘踞在沽源县城平定堡的杨匪不仅给各村地主武装的反攻倒算起到了撑腰作用，他本人更是作恶多端，成为沽源县人民恨入骨髓的一患。
　　“杨锡壶”真名杨永兴，一九0四年生于内蒙古多伦县城城关，回民。
　　“杨锡壶”祖籍在京东大厂，他的祖辈约在清咸丰年间就来到多伦诺尔定居，住在多伦头道街。袁世凯年间，杨锡壶的舅父高庆云（塞北有名的“高二虎”）在多伦当准军、统领。当时杨家的地位在多伦也是显赫的。他有两个妹妹，一个兄弟。兄弟杨永芳在大蒙公司当放马的头。大妹杨永春，二妹杨永兰都不正经，是多伦城小有名气的暗娼。
　　小时的杨锡壶也还算听话，每天和邻居的孩子们玩耍。到十二岁时，他父母把他送进学校，刚念了一年，他就受不了学校的约束，便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逃学了，并逐渐出现偷摸、打架现象。家中大人一看不行，就叫他拜多伦街赵拐子为师学白铁匠。三年期满他学会了打锡壶。于是在多伦摆起摊来，偶然也串乡走村在内蒙南部一带转悠，一直到十九岁。由于转乡走村，到过一些城镇，杨锡壶开阔了眼界，他认为打锡壶总是低下的活，于是在二十岁时他跑到北京，在奉军第六十三旅一五五团三营十一连当兵。一五五团纪律比较严，懒散惯了的杨锡壶有些吃不消，官也没升成，只是当个大头兵，于是他萌动了找机会逃跑的念头。一直干到第五个年头，（１９２４年）在一次行军中开了小差，跑到沽源县平定堡镇，在东门外跟师弟杨一忠打锡壶，干了一年，又在“于德水” 烧饼铺打烧饼一年，后又到了“回品源”烧饼铺干了一年。一九三一年他跑到坝上买卖集中地――大二号投奔了师兄弟杨正升，此时杨正升在大二号东街路南开烧饼铺，杨锡壶晚上住在烧饼铺，白天在街上摆摊，一直到１９４６年。
　　杨锡壶的姥姥在北京西直门外紫竹院住家，他有个表兄叫高景华，曾当过县长、营长巡官，民国年间当过北京保安队大队长，现是察哈尔省主席冯庆斋的参议。蒋介石全面展开内战后，冯庆斋在察哈尔也积极准备，他们在察省各地招兵买马，网罗散匪兵痞，为掀起大规模的国内战争准备军事力量。通过高景华与冯庆斋介绍，１９４６年７月冯庆斋派其参谋长赵喜川（杨锡壶在北京当兵时，在他姥姥家结识的）到多伦来找杨锡壶。
　　赵喜川扮做卖棉花的买卖人来到沽源，此时杨锡壶已到大二号，赵喜川又到了大二号，可巧此时杨锡壶回多伦。赵喜川一面沿途打听去多伦的路，一面暗地窥探军情。用了十几天时间，在多伦找到了杨锡壶，悄悄地对杨说： “冯主席叫我往起拉队伍，老弟帮忙吧！你拉起队伍归你管，番号叫‘察哈尔省第一保安队’ 你任司令。” 杨锡壶多年的愿望实现了，一夜之间就能成为司令，杨锡壶欣然同意。赵喜川拿出白绫委任状，杨锡壶急不可待，第二天便返回大二号。因为我党武装常去大二号活动，杨锡壶只好到了十七号（现二道渠乡头号行政村）落脚到日伪甲长李玉坤家。从此杨锡壶打着“察北收编司令”的旗号，明目张胆地网罗反动地主地痞流氓、兵痞散匪、日伪警察。这一帮人本来就不甘寂寞，这一下有了机会。他们纷纷投拜在“杨司令”这杆大旗下，地主吕旺、高庆荣、高文炳；土匪头子杨青山、孟兆德都成了杨锡壶的得力干将。
　　不几个月杨锡壶就收罗了五六百人，主要成员有马显明，原是日伪警察，日本投降后，又当了区小队长，劣性不改，听到杨锡壶成立队伍，叛变革命带了四十几人投了杨锡壶。
　　夏仲玉，大二号人，原是日本警察，日本投降后，为匪作恶，匪名“十老王”，骑玉眼白骒马。
　　杨青山，丰宁六间房人，匪名“三排长”投杨锡壶时带二百多人。
　　梁玉龙，土城子人，著名土匪头子，匪名“老贼胡”，六十多岁，大高个，骑术高，枪法准，投杨时带几十人。
　　１９４６年５月平定堡镇由傅作义骑兵十二旅某团团长张天聪驻防。后张天聪率队去宝昌驻防。杨锡壶便带着土匪队进驻了平定堡，此时人马已达一千多人。
　　司令部下设八大处：
　　军需处：处长，吕丙相，当时二十八岁；副官处：处长，姚少白，三十多岁，原是丰宁县姚川子有名大地主。
　　传达处：处长，赵某，内蒙多伦人，曾当过教员；参谋处：处长，普寿连，当时四十多岁。另外有稽查处等。
　　杨匪兵力分三个大队，每个大队分三个中队，一个中队三个小队，一个小队分三个班，一个中队七八十、百十来人不等。
　　一大队长杨青山，二大队长吕旺，三大队长梁玉龙。
　　中队长有：孟兆德（大二号人）、刘春祥（闪电河人）、马显明、阎孝义、马富明、张先明、李明吉等。
　　杨锡壶匪部进驻沽源县城平定堡后，反革命气焰非常嚣张，他们四处烧杀掠抢，无恶不作。杨锡壶本人更是有恃无恐。他在平定堡搞了个破鞋，这个破鞋因与北村叶茂富有仇，枉告叶与八路军有联系，当晚一点多钟杨锡壶亲自带两人闯进叶茂富家，不问青红皂白把叶捆了起来，打了个半死不活，扔在院里冻着，四点多杨亲自把叶茂富枪杀了。一九四六年十月五日杨锡壶亲自带队突然包围了西围子游击队长李斌家，李斌被抓。他们剥掉李的全身衣服，用皮带恨命抽打，整打了一天一夜。李斌被打得体无完肤，六日上午在西门外枪决了。李母听到恶讯，找到杨锡壶，哀告要领尸首。杨非但不允，还把李母打了个半死。这样还不算完，七日有三个匪兵又到了李斌家，向老太太说，听李斌讲，家里有张狐皮，马鞍子一盘。李母说没有，三匪兵拳打脚踢，乱搜乱翻，没有搜到，骂骂咧咧怏怏离去。九日杨锡壶骑车子又来到李斌家，说李斌给八路军送信挣了一板布，叫交出来。其母以实相告，说根本没有，杨当场就要枪决李斌全家，众村民男女老幼全体跑出，苦苦哀求，杨才作罢。
　　杨锡壶匪部不但在镇周围肆意残害民众，还率队外出抢男霸女，除杨本人外，他的匪队长们个个是杀人的魔头。匪中队长阎孝义借口到四喇嘛营子给匪队长孟兆德说老婆，阎、孟二匪到了四喇嘛营子住在李善会家，把家俱烫大烟全烧光，匪班长梁二点子还奸污了李善会的四弟媳。这几个人面兽心的家伙把李善会轰出村外，家里的几个女人任意被他们祸害。
　　一九四六年十月七日杨锡壶带了九人到四喇嘛营子村抓村长刘有，刘有提前跑了。杨锡壶非常恼怒，把刘有家东西，粮食全烧光。又令匪兵李斌强奸了刘有妻。刘有父年迈，当天被吓死。杨锡壶恶气没出，走时抓走了妇联主任满玉梅，脖子上吊着七、八十斤重的土坯，残酷毒打，后家人给杨锡壶送了两头牛，十一石莜麦，一张狐皮，一只羊，他们才把满玉梅放回。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三日杨又率部分匪兵窜到四喇嘛营子，杨锡壶住在刘彩家，他为什么相中刘彩家，原因是刘彩家住着平定堡跑出来的刘九思的十九岁的大女儿。刘彩百般找理由不让杨在家住，杨一听破口大骂，随即拿起一根八尺椽子将刘彩打了个半死，用凉水浇活吊在梁上又打。之后又将刘彩二弟、四弟吊起来打，一直把刘彩四弟吊了四天，全村老乡求情，才放下，刘彩给杨锡壶买了六条烟这才了事。
　　杨匪部虽然从建队到打败只有五个月，但罪恶之大，罪恶之多是罄竹难书的。这支匪队是沽源县境内历史上最大、为害最深、人民最恨的一支匪队。故多少年来，一提起杨锡壶人人切齿。
　　杨匪队的罪行激起了人民的极大愤慨，我党决定惩处这支罪恶满盈的匪队。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我步兵独立第五旅，由旅长詹大南同志、政委李光耀同志带领与察北骑二团（团长李盛财）、县大队以及区武装，将杨匪盘踞的平定堡镇团团围住。我军从城东南和西南发起攻击，先用九二步兵炮将城墙轰开几个口子，步兵在炮火的掩护下攻入城内，匪部梁玉龙、杨青山、普寿川竭力抵抗，最后他们又把残匪拉到南菜园负偶顽抗，但我军势如破竹，经过两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全歼杨匪部和国民党骑兵二纵队共千余人，缴获了轻机枪十挺，步枪七百余支，战马三百多匹。祸害坝上多年的杨青山、刘二瞎子、刘春祥等十七、八个土匪头子全部被消灭。这次歼灭战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大大提高了坝上人民争取解放战争胜利的信心。
　　在这次战斗前杨锡壶带中队长孟兆德、阎孝义五六人回多伦接其母来平定堡享福。杨锡壶回到多伦拜访了政界、军界人士，在大街上玄耀了几日“杨司令”的威风，尔后套骡马轿车往平定堡而来，走到小河子店，碰到从平定堡跑出来的伪乡长，告知平定堡已破，杨锡壶听到顿脚大骂，发誓一定重拉队伍，与共产党决一死战。
　　杨锡壶把其母送回多伦，在多伦呆了十几天，又返回闪电河围子，继续收罗散兵，不几天张天聪来到闪电河叫杨归他。此时杨锡壶已与察哈尔省代主席、傅作义部第十一兵团司令官孙兰峰取得联系。孙令杨锡壶到宝源（现内蒙古太仆寺旗）县归编保警队。杨锡壶把这一情况告知了张天聪，张也只得作罢。
　　此时匪队内部意见也不一致，杨锡壶指挥也不太灵，只有孟兆德、阎孝义是他的贴心干将。听杨锡壶把孙兰峰意图一说，刘春祥当晚率他的杆子不辞而别。杨在闪电河不敢久留，星夜往宝源进发。１９４７年４月杨率残部从闪电河来到了宝源，县长白震不让杨部进城，杨只得驻兵在于人围子。当晚众匪头就要往走拉，杨锡壶找孟兆德商量怎么办，孟说不能拉走。杨采纳了孟的意见。众匪头得知杨不愿拉走，商议要先解决了杨锡壶，杨锡壶非常乖觉，派阎孝义、孟兆德队严加防护。果然半夜匪队包围了杨住院，孟、阎二队猛烈抵抗，其他匪兵撤走了。不几日梁玉龙也要往出拉，杨锡壶一想如果再叫梁玉龙拉走，他就一点本钱也没有了，这年头兵就是本钱，他决定先下手为强，于是和孟兆德、阎孝义商量把梁玉龙扣住枪崩了，这才不致落个光杆司令。后杨锡壶进了宝源县，任保警队大队副，大队长由白震兼。
　　杨锡壶到了此时才真正是个挂名的大队副，队伍根基没他的兵，各自为政，他的指挥不灵，几个月不发晌。杨锡壶越想越憋气，决定远走高飞。
　　一九四八年二月，杨锡壶在宝昌宴请了军政界人士，言说要回张家口探亲。之后便只身到了张家口。
　　到了张家口杨锡壶碰到了骑兵十一旅野战一团团长杨占山。他在宝源当大队副时，杨占山是宝源护城司令，故两人较为熟识。杨锡壶便在该团当了个自由兵。
　　一九四八年九月草原解放了，人民无比欢快，他们怀念曾在这里洒过血的烈士，也憎恨残害过坝上群众的恶魔，人民政府一成立，公安机关就立案专门侦探杨锡壶的下落，决心把这个罪大恶极的土匪头子归案法办。
　　一九五二年，追捕土匪头子杨锡壶已是第四个年头了，负责此案的侦察员彭明泉已走遍了“半个中国”，一些线索跟着跟着就断了，掌握的线索都断了，莫非杨锡壶已跑向孤岛台湾？一九五二年三月追查杨匪的侦察兵又回到北京，准备回局向领导汇报，看怎么办。一天闲暇，彭明泉到北京军管会看望老首长，可巧军管会刚开过饭，老首长邀彭明泉吃饭，于是去了军管会伙房。到了伙房彭明泉一眼看出做饭的象是寻找了四年的土匪巨头杨锡壶。彭明泉不动声色。吃过饭彭明泉匆匆告辞了老首长，与当地派出所取得了联系，派出所立即与彭明泉到军管会说明情况，军管会一口咬定该人没问题。此时，彭明泉当机立断，委托派出所协助监视，自己昼夜搭车到张家口又马不停蹄回沽源。向局领导汇报。局领导立即作出决定，强捕杨锡壶归案。
　　彭明泉、赵龙生二人奉命火速赴京执行任务，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日罪大恶极的杨锡壶终于落入了人民的法网。
　　杨锡壶是怎样混入军管会的呢？
　　一九四八年十月东北全境解放，蒋军军政人员已经知败局已定，纷纷南逃。十一月底，万全、怀安、柴沟堡等地陆续解放。镇守在张家口的傅作义部第十一兵团司令官孙兰峰，将张家口附近暂四军（一0五军）的两个师及骑兵第五旅、第十一旅等部，集结市内。一面加强守备，准备战斗，一面急电傅作义要求派兵支援。这惶惶的人心和局面使杨锡壶越发惧怕，他一天到晚胆战心惊地熬着日子，似热锅上的蚂蚁。呆到十二月十日，他再也不能呆下去了，携带家眷去了北京，住在西直门外紫竹院，这原来是他姥姥家。改名杨文斌，当了一个阶段采矿工，后修了一年公路。
此间杨锡壶的老婆给军管会一位首长家当奶母，经其老婆介绍，杨锡壶在军管会当了炊事员。
　　当时西直门外有个新生建筑公司，有一千多人，一半人是潜伏下来的特务，没有撤走的国民党军官，散兵游勇。察哈尔省主席冯庆斋的参谋长赵喜川也在这个建筑公司，这个公司有个叫张立方的，原是国民党的一个宣传部书记，在这个公司赵喜川受张立方领导。
　　这个新生建筑公司在张立方的筹划下，建立各种组织，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当然这个组织很需要杨锡壶这个“司令”。
　　一九五二年四月赵喜川到了杨锡壶家去做动员工作，叫他搬到公司住，并对杨说：“咱们有人，你还是到公司去吧，台湾一过来人，咱马上就在北京变动，天下还是咱的！”
　　杨锡壶心有余悸，再加上在军管会也倒比较保险，所以迟迟下不了决心。赵喜川三天一趟、两天一趟给杨锡壶作工作。
　　“张立方是建筑公司的工头，他在北京分局当过局长，事情好办。越南那边已经过来人啦，带了四个木头疙瘩（官印）到时还给你个司令当当。”
　　“冯庆斋留下的人都在公司工作，台湾过来的人也在公司工作。”
　　杨锡壶虽然没有去建筑公司，但贼心不死，一直潜伏在军管会。“三反”开始，建筑公司好多人被抓，赵喜川气急败坏地跑到杨锡壶家安慰杨锡壶：“忍着点吧，将来咱们还有办法。”
　　“全中国都完了，还有什么办法！” 杨锡壶说。赵喜川一边喝着酒，一边骂杨锡壶眼光短浅。
　　就在杨锡壶被捕前十天，赵喜川还到过杨锡壶家。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九日十一时这个罪恶累累的大土匪头子－－杨锡壶被人民正法了，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沽源人民无不拍手称快，奔走相告。

(责任编辑：红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