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宝信讲收复宝昌的经过
 

　　一九四五年我党领导的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经历了伟大的全党整风和大生产运动，从精神上和物质上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度过了严重的困难局面，获得了转弱为强的力量。为了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和中国的光明前途，我党于同年四月在延安召开了盛况空前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党的“七大”路线指引下，我解放区军民于同年五月发动了大规模的夏季攻势。我平北根据地赤源联合县（即赤城、沽源联合县）的骑兵支队和广大民兵响应党中央号召，积极配合主力部队四十团破坏敌人交通线，围逼敌据点，进行了英勇机智的斗争。我们先后拔掉了龙关、赤城之间的剪子岭据点，赤城县北部九十里处的独石口据点，赤城县西北部六十里处的洋房据点，沽源县九十里处的谷咀夭子据点，以及崇礼东北部的狮子沟据点。在我抗战军民的有力打击下，赤、沽、崇三县敌人龟缩在县城以内，最多只敢在离县城十里以内的范围活动，彻底扭转了日伪疯狂扫荡我县的被子动局面。
　　随着解放区的不断扩大，行政区域的划分不断变动，领导抗日战争的行政机构也不断变更，人员也不断调整。一九四五年五月，将原赤源县一分为三，把赤城县西北部的马家营和松树堡两区、沽源县坝头一带谷咀窑区，以及崇礼县西湾以上区域的狮子沟区，划归沽源县，辖属四个老区，平北地委任命我为沽源县的县委书记。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我们沽源县的党政机关驻扎在狮子沟，晚饭时，主力部队四十团司令员赖富同志通知说：“今晚八点有万万火急电报，准时收听”。夜幕降临，同志们兴冲冲地聚集在电台旁。译电员将滴答作响的电文转译，八点正听到新华社发布：苏联于八月八日对日宣战，苏联红军已进入我国东北战场。八月九日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重要声明，号召中国人民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八月十日，朱德总司令向解放区抗日武装力量下达了大反攻命令，并向日军发出限期投降的最后通牒。同志们听了这发自延安的万分激动人心的消息，振奋欢腾的劲儿简直就甭提了。随后又收到平北军分区的电令：“四十团和沽源县内的骑兵支队集结待命”。赖司令员并指定独石口区武工队也到崇礼县北部大囫囵（现张北县境内）集结待命。这便把我县的武装力量全部调出了。在中央的战略思想指引和平北军分区的具体部署下，县委当晚迅即决定：利用民兵通讯网，把刚刚收听到的大好消息尽快转告各区村，并通知八月十一日早八时，在内界墙村召开县委扩大会议，研究如何适应新形势，完成解放宝源县的任务。所谓宝源县，是在抗日战争末期，日伪蒙疆政府将现今内蒙古自治区的宝昌县和河北省的沽源县合并而成的，伪县治设在今宝昌县城，是坝上重镇之一。我县武装力量既已全部调出，解放宝源县的任务，自然就落在县委身上了。
　　县委扩大会议准时召开了，三区区委副书记郭焕同志汇报说：“西辛营子日伪据点于昨夜撤走了”。一会儿又送来消息说：“沽源平定堡之敌北撤宝昌”。大家研究了如何收复宝源县的措施，并对敌我力量作了估计。我们当时只有县警卫队十个人，八条枪，加上狮子沟区小队七个人，一支老套简，两支独角牛（即打一发子弹的枪），一把大刀，四个地雷，十个手榴弹。大家说，这点力量不说收复县城正规之敌，就连二棒手（即土匪）也对付不了。县委认为，现在敌人正处在崩溃瓦解之时，我们在战略上处于优势，所以胆才要大，气势要壮，用猛扑的办法，直插敌人心脏，夺取更大胜利。何况我们有四个老区，有广大民兵，可以广泛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人。考虑到坝上地域辽阔，步兵行动迟缓，适合骑兵活动，县委最后决定：下大力量动员马匹，先把县委机关用马匹装备起来，各区动员的马匹，送到西辛营子，以便北去。最后确定兵分三路北上。一路由我带队，率领县委党政机关连警卫队计三十五人，直取宝昌；二路由县委常委、组织部长丁良壁带着狮子沟区小队去收复沽源，三路由县委委员兼独石口区委书记马振勇和区抗联主任张正同志，带领全区干部和民兵，去收复丰宁县境内小厂与大滩的敌伪据点。
　　县委扩大会议于十一日上午结束，我们中午出发奔往西辛营子，行程六十里。从西辛营子到宝昌还有一百二十华里，因为路途不熟，决定找几个向导带路，向导们说，我一两个人走在前头，又没有武器，那不叫二棒手和特务收拾了。他们献策说，做个红旗打上，走在前头有点声势。另外，当我们行军至狐山川时，正碰上苏联飞机散传单，引起了我们搞传单的动机，我们又决定搞些传单，让向导打着红旗边走边散。这样做，既扩大政治影响，又保证了向导的生命安全。
　　到西辛营子村后，群众情绪非常高涨，当即有许多人主动要求我们一起去解放宝昌，有的主动献红布做旗帜，有的送马匹；有的送鞍子，积集了四十匹劣马，装备很不完善，我路用三十五匹，给二路部队五匹。北上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八月十二日，我们从西辛营子出发，前头是三十五匹马，后面是民兵，由于队伍是临时组织的，人员是边走边增加，我也弄不清楚确切的人数，大约增到一百多人。这些人既无武器又无军事素养，但都有一股强烈的革命热情，加上我们初次骑马很不习惯，第一天行军只走了六十华里，驻宿在内蒙大农牧庄主——穆金嘎村。穆曾被我游击队抓到过根据地，我曾负责做过他的工作，晓以民族大义讲明我党抗日政策，坚定抗日必胜的信心，在生活上则给予优厚待遇，释放时他深受感动。我本打算向穆借一百匹马来装备民兵。不巧穆回内蒙去了，留下帐房王先生负责（实际是总管）。王见我后优礼有加，甚为尊重。这是因为他曾听其主人讲过八路军是一支有纪律的抗日队伍，郎政委执行统战政策，待他如何好。所以对我格外亲切，非常敬佩。我向王先生说明来意，他慨然自荐亲到宝昌去说服敌人无条件投降。我们同意让他先行扫除障碍。
　　八月十三日，我们行军到张春围子村，约下午五时，向导碰上二十来个伪内蒙古散兵，正在该村抢劫群众财物，他们说八路军来了，就吓跑了。我们进村后，与我原区武工队会师，他们有四十余人，十七条枪，一部分地雷、手榴弹。我让他们随我一起去收复宝昌。
　　听群众说，宝昌还有五百余敌人，日本指挥官都跑了。鉴于自己实力不足，决定让王先生前去宝昌城，向敌伪人员劝降，只要投降，可以不究既往，立功者奖，投降者保证生命财产安全，愿意回家者发给路费，不缴枪者后果自负，并要他们迎接我们进城。王先生和向导先行到宝昌后，敌人全吓跑了，商民们组织了维持会，推选了王建民（原商会会长）当维持会长。王会长得知我们要进城，派人迎头联系。我们考虑到自己的人员武器等情况，决定连夜进城，因夜间天黑可作屏障，使人们看不清我们的装备实力，同时对敌人有威慑作用。王得知情况后动员全城群众，穿新衣，打着灯笼火把，集合于南城门外，迎接我们进城。入城仪式很隆重，敲锣打鼓，军民一派欢腾。进城后，王会长汇报说：“日伪敌人是八月十一日撤离宝昌的，日本指导官和参政官想把四个警备队共有五百多名伪骑兵全部带去，当走到三号地（距宝昌九十里）敌伪军不走了”。原来四个署长中有两个与我们有关系，一个日伪警察署长叫杨元，曾当过谷咀夭子伪据点队长，与我们有一定关系；一个署长叫任成，此人一九四三年五月被我俘虏过，经讲明我党政策后释放的。他知道我们要收复宝昌县城，为了立功又收编了张北县伪军和多伦县伪军散兵二、三百人，共计伪军约八百人左右。王会长又介绍过去当过伪宝昌县大队长现因年老离职在家的“李官儿”来见我。维持会组织了护城队，临时安排“李官儿”当城防队长，有十条枪雇拥十五人保护商民安全。我对“李官儿”表示欢迎，并对他说：“收降伪军有功者赏”。叫他收降伪军，李荐举一个叫马洪的人（曾当过日伪署长，在伪军有一定影响）来见我。我叫马洪去找伪军署长杨元、任成，叫他们来投降。马洪欣然领诺而去，听说伪军已从三号地转移到白旗镇，正为投降的去向争执。杨元、任成极力主张投降我们，还有一部分人主张西去投降傅作义。马洪以其妻小在宝昌利害关系为词，统一了向我们投降的意见，但提出投降条件，八月十五日，马洪归来说：“伪军提出投降交枪不交马。”我们说：“朱总司令无条件投降，所以投降不能讲条件，留马匹不行。”马洪又去说服伪军，杨、任才同意无条件投降。但一部分伪军听说投降要交马，当夜就逃跑了，剩下的是杨、任的嫡系部队。
　　在我兵力单薄的情况下，如何妥善接受这么多全付武装的伪骑兵的投降，是个大问题。闹不好反有被消灭的危险。我们决定：命令投降的伪军驻扎在离城十里的地方，一律卸下枪栓，放进麻袋里，枪用大车拉，子弹和马匹等物分批送进城来，然后人再进城。
　　八月十七日晚上，敌人的武器弹药按我们的要求送进城来。敌伪军官们提出：“我们的武器要亲自交给郎政委。”我同意了。十八日上午，我亲自接收伪军官和警卫的枪支、子弹和佩刀，整整堆了一炕，有数十件。同时分头接收敌伪人员和马匹，并造册登记，凡是愿意参加革命的就留下；愿意回家的，我们发给路费和缴枪马证件。当时绝大多数敌伪人员愿意参加革命，我们决定成立宝源县大队，下设六个中队，每队一百二十人。县大队长由张堂印同志担任，我任政委，副政委是秦殿海同志，“李官儿”任参谋长，（利用李在伪军中的影响，便于收降伪军）投降的四个伪署长都成了参谋，并让他们戴上红袖章，打着红旗，收降逃散伪兵。由于队伍干部迅速扩大，干部不够，我们决定县区的地方干部都到连队当政治干部，原区武工队和武委会的干部都当军事干部。由于宝昌距平北地委有四百多里的路程，联系不便，我们边干边请示。当我们向平北地委报告时，已收降了敌伪骑兵八百余人，八百多长枪支，八百多匹马，近万发子弹，当时宝昌城敌人伪物资很丰富，除大量布匹外，约存有五千万斤粮食。我们决定连夜赶制军装，在充满胜利欢乐的气氛下，群众干劲十足，迅速地把部队装备起来了。
　　八月二十日，宝源县大队正式成立了，同时发布了收降伪军的布告，接着我们对敌伪人员（排长以上干部）进行审查，开办训练班，学习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
　　二路部队八月十三日到达平顶堡，区委书记李洪亮同志留下处理受降和收缴物资工作，丁良壁同志次日赶赴宝昌。路上缴获了伪军长枪十三支，短枪三支，子弹一部分。
　　三路部队走到丰宁县的小厂镇，吓跑了敌人，烧了敌伪营房，又回独石口去了。黄盖淖区助理员郝佩同志，一个人接收了日伪敌人的长枪十四支，短枪三支和部分弹药。四区区委书记王克东同志和一个通讯员也缴获了十几支枪。
　　在各路报捷声中，我们一面整编队伍，一面建立县区村政权。因当时党的组织不公开，群众只知我是政委，管部队，不知是县委书记，认为县长是“大官”，收复了宝源县，连个县长都没有，是否是假部队？我们急了，火速派人找平北地委要县长。地委决定姚彤华同志到宝源县，他两天步行二百八十里地，赶到宝昌，解决了县长问题。
　　当平北地委批示回来，我们收降敌伪军已增加到一千二百多人，于是又新增编了三个中队。地委指示我们成立一个团，划归十九军分区领导。接着机构变动，从我九个中队中调走六个中队，充实了察北分区骑兵一、二、三团。
　　回忆我们不足一百人的队伍，二十五条长枪，三十五区劣马，从收听新华社消息，到建立县、区政权，直至顺利完成收编敌伪人员的任务，前后不过十天的光景，我们是靠什么来迫使一千多全副武装的敌伪骑兵向我无条件投降的呢？
　　一、从战略形势说，在党的“七大”路线指引下，我解放区军民从一九四五年五月起便发动了大规模的夏季攻势，迫使日寇、伪军节节败退，敌人如同惊弓之鸟，终日龟缩、喘息在少数孤立的据点之内。八月八日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八月九日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重要声明，指明抗日战争在最后阶段，号召我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八月十日朱德总司令下达了大反攻的命令，并向日军发出限期投降的最后通牒。凡此部署，无一不从战略上对日本帝国主义形成雷霆万钧、摧枯拉朽的压倒优势。从精神上压倒了朝不保夕的敌人。所以当我兵临城下，敌人便慌作一团，因势利导，敌人只能选择缴械投降之路。
　　二、从策略上来说，我们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努力发挥党的政策威力，开展政治攻势，不失时机的瓦解敌人。如对”李官儿”、马洪等敌伪官员由利用其在伪军中的影响，给以适当的安排使用，从而使收降伪军的工作获得顺利进行。相反我们第三路部队直取丰宁小厂据点，由于未能很好体会党的政策，未能充分发挥政策威力，致使敌人虽被吓跑，后来与国民党勾通声气，拒不投降。最后还是靠主力部队才将其解决。
　　三、在我以全军全线大反攻、苏联红军出兵限日寇无条件投降的大好形势下，广大民兵和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要人有人，要物有物，要马献马，争先恐后地涌跃参加解放宝源县城。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援使我们进一步体会到“兵民是胜利之本”的真谛所在。

　　注：文章由太卜寺旗文联主席李君提供。

(责任编辑：红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