沽源的高山、缓坡、敖包、土堆、河流、淖泊、沟壑、卜子、城堡、村落等,都有好听的名字,并且约定俗成。如蝈蝈山、圐圙淖、棠梨沟、脑包沟、冰山梁、九连城、喇嘛洞和丰源店等,这些名字的读音生动鲜活,文字书写特定规范,意义深远悠长。每个名字都藏有一段掌故或传说,掌故里闪烁着岁月的光华,传说中沉积着美好的期盼和向往。就其所指代的方位和范围来说,也具体明确,这就是沽源地名的语词文化。 透过语词文化内涵就能窥视到沽源地名命名的缘由和理据,就能洞察某一地名所指代的地理实体或地域(即地名实体)的地理环境、历史进程和乡土风情等。比如位于小厂镇与小河子乡境内的棠梨沟,就是一条沟壑的专用名称,是由特定语词指代的地理实体。它所承载的文化内涵是丰富的。棠梨沟从独石口北的庞家窑村开始到大东沟为止,面积约四十平方公里,由多条东西向的支沟组成。主要有明镜沟、棠梨沟主沟、长胜沟、大喇嘛洞沟、小喇嘛洞沟和大东沟六条支沟。每条支沟内都有村落人家,也有传说和故事。白马救主的救龙泉就在这里,沽源县名称的渊源也在这里。棠梨沟从古至今就是一条历史文化的时空隧道。中古时代的辽金元时期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与中原人实现边口贸易进行文化交融的通道;清末民初为坝里人走西口出口外的主要路线;1933年吉鸿昌将军曾经在棠梨沟的乔家店龙王庙题词,撒下了全民抗日的火种,使这里成为我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之一,很多老革命、老战士、老党员的名字也因之永载于沽源革命斗争史册。所有这些是沽源地名承载的地理实体文化,并成为语词文化生存的环境与土壤。 地名语词文化和地名实体文化,组合成沽源地名文化的全貌。凡是在沽源境内约定俗成、并被社会广泛认同的地名,无论是棠梨沟还是丰源店,不管是小河子还是单木淖,都具有两个层面的文化内涵:一是地名语词文化,二是地名实体文化。 地名语词文化属于语言文化范畴,是地理实体文化的标志,对我们研究沽源地名实体文化可以起到提纲带目的作用,它是沽源地名文化的基本内涵。地名实体文化属于地域文化范畴,是地名语词文化形成、生存的环境和土壤,是我们研究地名语词文化的基础和主体,它是沽源地名文化的外延。地名语词文化和地名实体文化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统一体,二者构成了沽源地名文化的整体。 沽源地理环境错综复杂,历史文化源远流长,人口来源来自多省区,俗有“九省十八县”说法,乡土风情也不尽相同,由此构成了地名文化的丰富内涵。沽源地名文化具有鲜明的地理性、历史性、民俗性和景观性特征,既是物质文化又属于非物质文化,是较为广泛的文化概念。 沽源的地名文化,是伴随着沽源历史的发展而形成发展起来的,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们可以很笃定地做出界定:沽源地名文化是由沽源人民长期以来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的综合性文化体系,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和丰富的思想内容,是世代相传的文化成果。
一 沽源地名文化的历史渊源
有人类就有地名,有地名就有文化,沽源地名是历史的产物,它在历史的长河中与文化共生并同步发展,共同生于中华民族的母体中。在原始社会人类开始集体居住后,以某种动物或植物作为崇拜的图腾,并以图腾作为居住、活动地域的指代名称或部落姓氏名称,这就是地名。所以,在古代,地名的范围很大,多是指代一个氏族部落活动的范围。沽源地名的发展呈现出这样的脉络:从上古时代的广泛,到中古时代的逐渐缩小,再到近古时代的逐步具体。沽源广袤的地域,远在上古时代被称为“鬼方”或“土方”,这就是沽源最早的地名。 在过去,编修史书的都是中原文人,他们习惯上对边陲之地的少数民族采用一种蔑视的笔法。不是用“鬼”就是用“胡”,或者用带“犭”旁的字来标注边陲民族的名字。鬼方就是最荒蛮的地方,意为孤魂野鬼出没的地方。 到春秋时代,沽源地域被称为“猃狁”,或“戎狄”。猃狁或戎狄都是对古代少数民族的统称,对他们的统称也是对活动区域的指代,这也是地名。 秦统一六国,沽源所在的地域范围开始缩小,被指代为上谷或造阳。汉代又以少数民族活动范围为指代,称为胡地、东胡。 沽源从中古时代起,地名指代趋于具体。除了用游牧民族的名字指代外,出现了濡源、御夷镇、凉陉、炭山、白海行宫、明安驿、石头城等具体指代的地理实体地名,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沽源地名。 历史进入近古时代的明代末期到清代中叶,沽源地名文化走过了由地域的泛指,到民族区域指代的缩小,再到地理实体的具体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约定俗成或由政府命名的山脉、水系、沟壑和村落地名,星罗棋布地分布在沽源这片肥沃的土地上。李王山、五女河、明镜沟、三棵树、同兴号、榛子沟、冯家窑、太平营、黑土洼、马神庙、大二号……这些闪烁着地理印记、人文情怀的地名陈列于沽源大地,布展于坝上草原。 历史的脚步踏入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前后,沽源地名结构基本形成了以窑、沟、城、堡、营、店、号为序列的地名景观格局,构成了沽源地名文化的时空隧道。
二 沽源地名文化的语词文化
沽源地名的语词文化,是指代地理实体的语音标志,属于语言文化范畴,是地名文化的基础,其文化内涵包括音、形、义、位四个方面的文化要素。音 沽源地名的读音具有明显的方言特点与鲜活的意向动感。如大营子、杨家营子、圐圙淖儿、黄盖淖儿等,在主词后面常带个“子”字或“儿”字,也常把“子”字读成(za),带有浓重的方言特点。再如蝈蝈(儿)山,狐狸沟、转佛庙、闪电河等,这些地名听起来就让人产生一种动态的画面感,不但悦耳动听,也具有意向性的灵动。这就是沽源地名语词文化的鲜活性和灵动性的特点。除此之外,沽源因在历史上属于游牧地区,往来过许多游牧民族,在地名语词文化的语源中存在着游牧民族的语音渊源。例如,西米克图、褡裢图沟就属于蒙语的语源,苏鲁滩则属于满语的语源。 形 形是地名的书写形式。因为地名是专用的指代名词,书写形式有一定的规范要求。例如,丰源店的“源”字不能写成“元”字,白土窑的“窑”字不能写成“夭”字。尤其是用少数民族文字书写的地名,应加注汉字(这种情况在沽源不多见)。 义 义是构成语词文化的主体要素,是通过语词的内涵探索地名由来的理据。沽源地名丰富繁杂,全县不包括地理生态地名,现有的七百二十多个自然村,就有六十多种叫法。诸多的叫法都与人们生活的地理环境有关。命名的缘由主要为:以地理方位、地形命名,以山水命名,以动物命名,以植物命名;除这些理据外,还有因地得名,因人愿得名,由物象得名等情况;有的地名的命名,则有其历史渊源。 依据沽源地名语词含义和实地调查,命名缘由主要表现在九个方面。 第一,沿用母体地名,也叫地名搬家。沽源地域属于移民文化带,人口来源多是在清末民初,由三晋、平北和直隶的垦殖移民迁入。有很多地名为母体地名,即把原来居住地的名称搬到了沽源。这些移民为了不忘旧地,以表对家乡的思念和牵挂,迁居沽源后仍然沿用家乡的地名。如黄盖淖、大营子、五塘坊、战石沟、双爱堂等。黄盖淖是在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由张北黄盖淖村人到此建村,为了不忘旧地仍用原村名。莲花滩乡的大营子是光绪末年,由山西人到此建村沿用了旧地的村名,后来莲花滩大营子的刘家老三外号刘三疤又到丰源店乡建了一个村,仍沿用了故地大营子的村名。五塘坊是在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由丰宁县五塘坊人在闪电河附近建的村,也是为了不忘旧地沿用的原籍村名。在沽源,像这样的地名很多,印记着沽源境内的移民文化。 第二,以地貌特征命名。沽源由于地貌的多样化,利用地貌特征命名的村名是最多的。如小阳坡、泉子沟、黑土洼、大碱滩和石头坑等,这些地名都反映了村子周边的地貌特征。 第三,以地理环境命名。沽源人非常在意居住环境的状况,对山峦、河流、淖泊、水泉充满了情感和爱恋,表现在地名方面,如河子村、蝈蝈山、小赤湾、泉子村、淖卜子等。 第四,以地标物状命名。以村内或周边的特殊物状、景观为村庄命名,也是沽源地名含义的主要缘由之一,如双井子、西大井、庙营子、白土窑、双脑包、菜园和支锅石等。 第五,以数字序列命名。以数字排序命名的村名,是沽源地名文化的一道风景。如头道沟、二道沟、三道沟、四道沟、五道沟、六道沟。在序列的主沟内还有亚沟,如小五道沟、五道沟门儿和六道沟门儿。再如头道营、二道营、三道营、四道营,头号、大二号、三号、五号和二十五号等。在地名数字序列里回避“一”字,而用“头”字开头,沿用了民俗中对前后的称谓习惯。因为“一”近似于“小”,所以按序排头的数不用“一”,而用“头”。 第六,以植物、动物命名。生活在沽源这方热土上的人,一向亲近于自然,对优胜植物、动物倍加爱惜,由此命名的地名彰显着沽源生态环境的优美与灵秀。如莲花滩、黄花梁、榛子沟、韭菜沟、芦草、三棵树、狐狸沟、狼窝沟和野马营等。 第七,以人愿、店铺命名。期盼社会和谐安定、事业兴旺发达是勤劳淳朴的沽源人永恒的生活主题。以人愿命名的地名有丰源店、兴顺店、大兴隆、义合城、太平营、利民和兴隆堡等。在沽源境内以店命名的村名,多散落在沿坝一带或重要的交通路口,开办旅店业的居多,如前店、乔家店、过街店等。 第八,以姓氏、人名命名。沽源是由游牧区放垦后变为农业区,最初建村的人多是独家或单人先到,之后又陆续有人入村居住。村名以最先入住的人或有名望的人的姓氏或人名命名的很多。如岳家营子、李家营子、张天信营子、冯家窑子和小格赖等。 第九,以文物遗址命名。沽源历史文化厚重悠久,但文物遗存并不多,以文物遗址命名的地名主要有梳妆楼、小宏城、大宏城、石头城和九连城。 位 位是指定地名的方位与范围,是地名语词文化内涵的要素之一,主要作用在于通过对某一地名的语音指代,判定该地名的坐落方位与区划范围。如在沽源境内的平定堡,指代的是一座县城,是沽源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范围有多大,方位在哪里。若是指代某一个村,就知道它是一个最小的区划单位,范围也不会太大,方位在哪个乡或哪个镇。若指代的是大马群山,就会联想到它是一个很广泛的地理概念,位于冀北平原与内蒙古高原的接壤处,是横亘在坝缘一带的一条山岭,俗称“坝”。
三 沽源地名文化的实体文化
沽源地名的地理实体文化,属于地域文化范畴。它是地名语词文化形成、生存的环境与土壤。所有被指代的地理实体都承载、积淀并传播着地理文化、历史文化和民俗文化的信息。(一)地理环境信息。沽源生动形象的地名实体,从不同的方位、不同的角度,立体性地显示着沽源地理环境的全貌。在沽源地名文化的环境中,以沟、洼、渠、山、梁、坡,滩、园、坑而得名的生态地名或村落地名,组合了沽源地貌的多样性特征;以河、水、淖而得名的地名,形象逼真地反映了沽源地理环境的壮美和秀丽。如大马群山、冰山梁、鸡冠山、脑包山、蝈蝈山,给人一种豪放、灵动的壮美感。再如五女河、小河子、水泉淖,又是一种温婉中的恬静。 (二)生态资源信息。沽源地名的陈列布展,传递着生态资源存量的信息。如棠梨沟、榛子沟、韭菜沟、莲花滩、黄花梁、三道林、芦草和林园等,都凸显出自然资源的丰厚。 (三)历史文化信息。沽源地名指代的地理实体,沉积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可以窥见沽源历史发展的脉络,既有政治军事信息,也有经济文化信息。如以城、堡、围、营命名的地名,就带有政治文化和军事文化的烙印。 城 城是最古老的建筑名称,也是最早的地名概念。史学界常把古代成规模居住的聚落叫做城。殷商以后把建有城墙的聚落叫做城。汉代把有防御作用、建有城墙、垛口、瓮城的聚落建筑叫做城。之后“城”就成了一个区域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也就有了城堡、城池和城市的等级和说法了。后来由于地方势力的原因,以城命名的地名随处可见。凡是建有城墙并有一定防御作用的聚落都叫城或城堡,城或城堡就成了带有军事性质的地名了。到民国时期,对城有了不成文的界定:建有城墙、开辟四门、内有街井街市并有施政单位的才是城。沽源境内以城命名的只有四处:“小宏城”建于元代,已废弃;“石头城”传说建于辽代,原为“汉城”,是管理汉人的城堡,后废弃;“九连城”建于金代,废于元代;“小河子城”建于民国七年,原为沽源县城,毁于战火。 堡 堡也是具有防御作用的聚落建筑,早先与城为一体,叫“城堡”,后来和城分开,规模大的叫“城”,规模次于城的叫“堡”,一般只有南门和东门。也有另一种说法,按聚落户口数量区分堡与城。百户以上为城,不足百户叫堡。在民国年间,由于沽源匪患严重,居住富户、商户较多的地方都建土城墙就叫堡。沽源以堡命名的地名很多,如平定堡、高山堡、仁和堡和西山堡等,这些都是传递着军事防御信息的地名。平定堡,建于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原名平定脑包,因建了土围墙改名为平定堡。其后城墙不断加固,商户、富户增多,虽已具备城的规模,但没有施政单位,仍叫平定堡。直到1946年才成为县城。此时城墙虽已被毁,平定堡这个名字却沿用至今。 围 围子也是具有一定防御作用的建筑,另有一种含义是势力范围的划定。民国年间,为防匪患和显示村子的势力,有很多村子建土围墙。建有土围墙的村子就叫围子,如乔家围子、董家围子、韩茂围子、张重围子和小围子等。 营 营是军事建制,是屯兵的地方。营最早起源于元代,叫“营盘”。营盘是操练军队、争霸备战的军事基地。营盘内部设置严密的规范,内有中军、校军、旗军和号军,外设前、后、左、右卫,远设五营、四哨。到北元时,营盘被沿用到民间,各旗群牧场的游牧基地也叫营盘,在沽源有马营盘、夏营盘、秋营盘、后营盘、小营盘等地名。迁移到沽源的农耕人,仍沿用“营”作为居住地的名称。用营子指代的村名,通常具有一定的范围与规格:一是村子较大,再是立村人具有一定的势力或名望。沽源以营子得名的村落最多,兼以姓氏或人名命名的居于首位。如岳家营子、韩家营子、白达营子和王老大营子等,这些地名成为沽源境内地名的一大景观,构成了沽源系统的营子文化。 店、炉、坊 这些都是传递经济信息、带有商业性质的村名。如兴顺店,建于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据说是以村内的一家烧饼店铺而命名的。在沽源,带“店”字的村名大部分都是以村中的车马大店命名,承载着商贸文化,传递着交通和经济的信息。炉和坊都是以早年的手工作坊命名,传递着原始手工业等经济文化信息。 (四)民俗文化信息。在沽源地名文化指代的地理实体中传递着民俗文化信息,主要包括民间传说、宗教信仰、审美观念和时代印记等多种类型。 民间传说如老女沟、救龙泉、五女坟、张帽山、大仙梁、蛇沟岔等。 宗教信仰如马神庙、乌克河庙、转佛庙、喇嘛洞和四喇嘛营等。 审美观念指在沽源地名中存在着的一定程度的审美差异性文化现象,这和人们的居住环境与生活态度密切相关,如三义美、红旗滩、大猪圈、臭泥坑等。 时代印记如建国、建设、七一、林源和新华等。 沽源地名的语词文化和地理实体文化,是沽源地名文化体系,是地理环境的镜像、历史文化的化石和民俗文化的窗口,也是沽源地域文化重要的信息载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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