坝上草原兵燹匪患总述

　　一、坝上草原聚匪的成因
　　政治因素：民国时期，坝上地区处于热河、内蒙、察哈尔三省交界之地，各辖区的属地管理不甚明确，在某种意义上成“三不管”的“真空”地带。这就为日后土匪的匿藏、发展及壮大，提供了生存的“金三角”。政治上的管理疏漏，为坝上土匪横行创造了很重要的条件。
　　经济因素：康熙帝在多伦诺尔与内外蒙48家王爷和三部首领会盟，正式确定了清王朝的北方版图。并敕建“汇宗寺”，雍正帝又建“善因寺”，使多伦成为中国北方喇嘛教中心。班禅六世东行途经此地说法祈福，进一步提高了多伦喇嘛教的影响力。汇宗寺的兴建以及章嘉活佛对整个内外蒙古喇嘛教事务的主持和管理，大大促进了多伦城商业的繁荣和发展。在这之后，多伦城逐步发展成为拥有4000商号、18万人口的著名塞外商埠——旅蒙商之都。经济的繁荣，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多伦被称为“南迎中华福，北接蒙古财，日进斗金，日出斗银”富足的草原城市。多伦经济辐射到整个坝上草原，也兴起了像大滩、大二号、平定堡、小河子这样繁荣的小镇。繁荣的经济像是一块肥肉，都让大小土匪趋之若鹜。
　　同时各级官府，关注民生不够，各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因驻军供养军需，警察剿匪等摊派也相当严重，民不聊生，逼民为匪，也是个重要原因。
　　军事因素：从民国初年到解放前夕，坝上地区连年混战，也为养匪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民国二年（1913年）第八世哲布尊丹巴活佛乘辛亥革命后中央政权无力约束边远之机，在外蒙古大库伦（乌兰巴托）称帝独立，并派遣“远征军”欲“收复”内蒙古而进犯锡林郭勒盟和察哈尔地区，史称“癸丑兵乱”。之后，北京政府多次派兵制止叛军，发生了王怀庆与外蒙古军之战。
　　民国十五年（1926年）又在坝上草原发生了“直奉之战”，奉军以多伦商民协助西北军作战为由，纵其官兵大抢三日，城内商号、居民、寺庙悉遭劫掠，“全城商号无幸免者。”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抗日同盟军为收复多伦和日伪军李守信部进行大战。
　　通过以上三次大的争夺战，许多武器弹药流失民间，一些散兵游勇，社会亡流、地痞无赖，趁国家之乱，凭借这块富庶而又偏僻的土地，立地称王，占山为寇。
　　地理因素：当时坝上草原天阔地广、人烟稀少，且荒凉偏僻。流传着“山无头，水倒流，不出将相出贼寇”，“穷山恶水、刁民辈出”的歌谣。因为坝上地里位置偏僻、草原辽阔，在清朝末年到解放初期，这里是土匪如毛。旧社会那些草莽惯匪、大户地主家的公子哥、鱼肉乡里的二混子、亡命徒，他们在家乡无法生存下去的情况下，便三十五十一伙，百儿八十一杆，聚集在坝上草原烧杀掠抢、横行作恶。有的继续为非作歹、有的养精蓄锐以图东山再起。
　　另外，从北京到库伦，从北京到呼伦贝尔的商道及张家口到库伦的张库大道，坝上草原是必经之路。对商道上运输的货物也是土匪打劫首选对象。
　　马匹因素：草原为匪，马是腿。可以说在坝上草原没有马是当不了土匪的，所以旧时的土匪也叫“马贼”，可见马匹是土匪最基础的物质条件。所以坝上散养着大量的马匹，成了土匪、军队不可缺少的装备。民国十一年（1922年）奉军军长保贵厅、南京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郝金寿（蒙古人）为部队征收的1500多匹战马和沽源开明地主白玉山2000多匹马，共计3500多匹。一夜之间，全部被土匪从平定脑堡赶走。从这个事件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土匪是多么的疯狂和对马匹极度的贪婪。
　　兵匪勾结因素：当时政府或军队也清剿或收编土匪的，然清而不剿，编而不收。有的朝改为兵，暮复成匪，一时间群匪四起，兵匪成灾。日寇侵华后，土匪不断被日寇和国民党军队收编利用，成为破坏革命，欺压百姓的帮凶。各派军阀为了扩充势力，争相收降土匪，委以匪首“司令”、“旅、团长”等官衔。兵匪一家，民不聊生。官、兵、警、匪等角色不断变换。老百姓只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责任编辑：红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