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委书记带队参军

　　1948年初，中共中央根据形势发展，为了彻底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决定把一部分地方武装转入正规部队，以加强和扩大作战部队的力量。察北军分区决定，调张宝县县大队三中队150人，到军分区组建独立27团。
　　县委原决定由我们区的区长孙立章同志带队去，但他不愿到军队工作，而我却觉得军队工作单纯、痛快，想去干干。同时三中队也一直是我带的部队，人员熟悉。我找白书记（兼县大队政委）说：“孙区长不想去，我去吧。”经县委同意，由我带150人转入正规部队。临行时县委、县大队领导决定留我到县大队当政治干事，与参谋边桂峰同志一起，愉快地工作、生活了两个月，后到军分区独立二十七团。
　　留下30多人由中队长李振华同志继续带领。不久的一天他带队到驿马图区一个村里住下。由于对当地情况不熟，被地主向县里的敌人报告，把他们包围。经过激烈战斗，除一部分人被俘虏，全部牺牲。李队长打到最后剩下一颗子弹自饮而亡。
　　独立27团是新组建的，团长是军分区教导大队大队长张万金。他是个老红军，有管理训练部队经验。团政委是我们的原县委书记王一心。王想留我在团政治处工作。我不想干，当时部队中流传一种说法：“破参谋，烂干事，有职无权。”在连里当指导员有职有权，一线战斗痛快。我就和王政委要求到连里锻炼锻炼。王政委同意了。团营干部都是从各单位挑选来的，素质好，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和经验。但连排干部总体就比较差些。全团编制三个营、九个连，还有一个团直属警卫连，一个特务连。我们二营的干部配备是最好的。营长李秀波是原骑兵一团一连连长，是1937年参军的，直提营长，有训练、作战经验。教导员是原县大队副政委。四连连长田权是原骑兵三团的副连长，1938年参军，指导员是区治安员。五连长是老红军，指导员也是区治安员。我们六连只配了一个副连长柴玉山，是县大队的排长提的，我任指导员。副连长在操场上训练时口令洪亮，动作精准。以后我当兵多年再没发现过比他的口令动作好的人。我们连的三个排长，都是带过兵的，工作能力也好。其余的八个连，连排干部都是地委和军分区领导的警卫员，甚至伙夫、马夫担任。全团只有我一人当过区委书记，显得特殊了。多数连排长不会训练，不懂管理指导员不会上政治课。团参谋长个星期开一次连排长集训会，把训练内容、方法一一教一遍，然后各连排照着训练办理。指导员们由团政治处主任给讲一个星期的政治课，然后回去贩卖，照本宣读。战士大部分是新兵。
　　在黑河川整训三个月，生活很艰苦，一天三顿小米饭，有时背不回来米，还不能按时开饭。没有蔬菜，有时和老乡买点山药蛋，也算改善生活了。天天上山找野菜，主要是山韭菜，基本上没油，都是白水煮，放点盐就不错了。什么味道也没有，淡的厉害。有一天我和副连长去营里开会，看到营长他们炒了满满一碗红辣椒，闻着特别香，我俩和营长开玩笑说：“你们这碗红辣椒真香，我俩一顿就能吃了。”营长一听高兴了，说：“好，你们俩分开吃了。”我们说：“不行，我们吃了，你们这一星期就没吃的了。”营长说：“没关系，我们不吃了，你们俩今天非得给我都吃了不行。”我俩说：“好吧，坚决完成任务。”满满一碗分开还是平平的两碗辣椒。我们每人吃了两多半碗小米饭，把一碗辣椒全吃光了，这下可坏了，好几天解手都是红的，肛门火辣辣的疼。
　　为了检验部队训练成绩，团里每月让11个连都参加检验、考核、会操一次。三次评比成绩的结果，都是四连第一名，我们六连第二名。四连长田权作风扎实，辛苦。每天训练一个科目，他都要求达刭整齐一致。有一个战士跟不上，他都要单个教练，直到达标。六连是凭副连长的口令洪亮，而且喊的恰到好处，战士们一听到他喊口令，身体激灵一下，精神劲就全来了，所以在操场上动作整齐划一，步调一致，非常精神。但有个别战士出点小毛病，不如四连长单个教练方面下辛苦。
　　训练的三个月，我们连就住在丰宁县黑河川的西窑子村。缺乏训练器材，我们发现村小学里有一根一米多长的木头，正好能做木马用，有两根木梁子也能做单杠的两根柱子。问学校这些木料是干什么用的，他们说是劈开烧火做饭用的。经过和学校协商，战士们上山砍柴换学校的木料，战士们打的柴比木料多好几倍，学校满意。又和其他老乡借了根铁棍，制成了单杠，有了训练器材。训练的主要科目是：队列、射击、投弹、刺杀。体育项目是单杠、木马、跑步、爬山等。我们六连整个考核成绩好，团里通报表扬。我虽然有腰伤（马踩的）但训练刻苦，投弹成绩突出。刚开始没有掌握要领只能投20多米，最后投到55米远，受到通报表扬。
　　1948年4月底训练结束后，开始行军、打游击。寻找战机，消灭敌有生力量。当时上级给的主要任务是活捉叛徒陈怀初。
　　5月中旬的一天，我们全营集体上爆破课，课后营长说赶紧吃饭，可能有任务。各班做饭都是自己背的莜面，正着和面做饭时，营里接到团里命令，紧急集合出发，要打仗。战士们舍不得将面丢下，和好的面背上，没和好的面装进袋子带上，一片手忙脚乱的场面。司号员吹集合号，执行排长吹哨子，部队动作慢集合不起来。这天我们副连长有病住院了，营长看见我就骂，接着又骂四连连长，田权就和营长对骂起来。营长气坏了，抡起马鞭就打。教导员急忙上前拉开，说先打仗，打完仗再说。
　　据可靠消息说，陈怀初带保警团从张家口回崇礼县。研究了他可能走的路线，决定设伏拦截消灭他。我们中午晚上都没吃饭，急行军走了一下午又多半夜才赶上敌人，还是迟了半拍没拦截成，只能尾追着打，在其后面向山上展开攻击。营长让四连先上，刚冲上山头，四连长田权就负了伤，又冲了一阵，四连二排长李凤楼也负了伤，营长命令四连李俊副指导员继续向前冲，部队伤亡不小。命令五连继续冲，五连伤亡也不小。这时天已大亮，战斗仍在继续。我向营长请战，营长说：“好，你们连接着打。”我立即集合起部队，做了简短的战前动员，准备投入战斗。这时副团长田起义赶到，说不要打了，再打损失会更大。把四、五连撤下来，结束战斗。敌人迅速逃跑。我们一边把伤员送往野战医院，一边打扫战场。我方伤8人亡7人，敌留下10多具尸体。这是我们27团成立后经过兰个月的训练打的第一仗，却没打好。回驻地后总结经验教训三天，主要教训：一是部队集合时动作不迅速，延误了时间；二是部队行军速度不快，没有赶到敌人前方，伏击战变成了追击战。追在敌人后边打，难度就大多了。
　　整训半个月后，察北地委和军分区决定，再次由独立27团和三个骑兵团、张宝县大队去打平定堡。我们由坝下丁茫湾村出发急行军80里。途中七班长病了，走不动，我替他背上枪，叫通讯员把背的水给他喝，鼓励他走一段稍休息再喝点水继续跟着部队走。走到平定堡东围子的东南角，天已大黑休息一下，大家吃点干粮，布署攻打围子的战术。这时情报兵报告说，敌十四纵队骑兵增援来了。我们骑兵团和县大队（骑兵）很快撤走了。我们跑步80里，撤回原驻地。
　　出发前几天我就有病，大腿上、肚子上、脖颈上都长了疖子，疼痛难忍，加上往返急行军磨得更厉害了。副连长因病住院，连里就我一个领导，打仗任务紧急，我不能请假。现在疖子成了脓包，特别是脖颈上的脓肿疼得我迷迷糊糊，也不能去住院治疗。第二天，用担架抬着我行军到石岔沟村。宿营的农村土医生，给割开口子排脓。挤出半碗多脓血，才渤清醒了些。腿上、肚子上的疖子也都长成了脓包，挤出脓血，卫生员给上了点消炎药，继续随部队转移、行军。我仍由担架抬着，稍好转后，咬着牙自己走。
　　我们连昀三个排长都是老兵，有点儿油腻，司务长王俊臣是县委书记的警卫员提拔起来的，三个排长看不起人家。本来每天行军住宿司务长划分开房子住下就行了，可他们总是挑毛病，司务长很为难。副连长在时由他安排，他因病不在就得我天天安排。有一天住到马栅子村，我划分安排给一排的房子松一些，前面还有空房子。二排紧一些，有一个班住不下。我就让一排一班往前动一下，给二排空出一间房子。一排长陈泉富就是不听，经我解释，仍不服从，还反问谁安排的房子，把我气坏了。我说：“我有权安排房子，也有权调配房子，别给脸不要脸。一班给我住到街上，二排搬进一班住的屋子住。”晚点名时，我又狠狠地训了他一顿，李营长来了，也批评了他。晚上一排长作了检讨，承认错误，我才批准一班住进屋子里。第二天出早操，天还不太亮，营长看到队列里没有陈泉富出操。问我为什么陈泉富没来，我说不清楚，我问一班长郑玉如，排长为什么不出操，他说病了。营长很生气地说：“什么病了，去几个人，死了也要把他抬出来。”一班长赶紧回去把陈叫出来，在操场上营长又狠狠地训了陈一顿。此后三个排长都变老实了。
　　还有件事，当时军地关系不太融洽，军队对地方干部不够尊重，有时还骂地方干部“区狗子”。我知道后严肃地批评了他们。他们在背后说我，指导员原是地方干部，所以不让骂地方干部。我听后不生气，只是给他们讲道理，批评的同时，讲清我们革命军队不是军阀，是人民自己的军队，这是个阶级立场问题。我们打仗是为了人民当家作主，为了建立人民政权。过去人民受压迫受剥削就是没有政权，地方干部是掌管人民政权，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人员，不光不能骂还要尊重他们，他们是军队的衣食父母。后来军地关系融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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