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童年岁月

　　在我十二、三岁时，父亲让我到王宝村姑奶奶家搬大姑。王宝村隶属西辛营公社，后来又划归到东房子乡，它离我们家有50多华里。姑奶奶是父亲的亲姑姑，因脑溢血而瘫痪，远嫁到太仆寺旗的大姑到王宝村看望姑奶奶也有一些日子了，大姑虽不是父亲的亲姐姐，但他们走的很近，关系很好，感情也很深。父亲想接大姑到我们家住一段时间，而他又忙于生产队的事务脱不开身，他就大胆地派我去。这是我第一次孤身一人走这么远的路，况且又是第一次去姑奶奶家，路不但不熟还不认识姑奶奶，也没有见过姑奶奶的两个儿子，两个闺女，姑爷爷早在几年前就去世了。我按照父亲告诉的地址和姑奶奶两个儿子的名字，骑上小毛驴，很轻松没用几个小时顺利地找到了姑奶奶家。姑奶奶躺在炕上虽不能动，也说不清话，但非常喜欢我，这从她的面部表情和眼神中就能看出来。姑奶奶的儿子给我灰色的小毛驴饮了水，喂了一些草料，我们吃了中午饭与大姑急忙上路，争取天黑前回到家，免得大人为我们担惊受怕。骑在毛驴背上的大姑一路又说又笑，她像讲历史似的讲起她的童年、青年、老年；讲起她的父辈们；讲起她的兄弟姐妹与我父亲、伯伯、姑姑及奶奶的故事。大姑讲的虽语无伦次也没有哲理，但我觉得挺新鲜也挺有意思的。只因家族方面的事我的长辈们很少向我讲起。时至今日，我还非常感谢大姑，因我笔下的家事大都还是骑在毛驴背上的大姑讲的。另外，五十多年前的这一次“骑驴接姑”之所以刻骨铭心难以忘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差一点把我“累坏”。缘由是毛驴知道回家，越走越快，开始时是我拉着驴走，后来是驴拉着我跑。不知是毛驴嫌我走得太慢，还是毛驴知道天要黑了，急的要往回赶，干脆驴不用我拉了，而是改成它拉着我。不论我怎么用劲拽缰绳，就是拽不住。即使我费了好大的劲跑到驴前面，可用不了一会，驴又跑在我前面，仍然是驴拉着我。我生怕骑在驴身上裹有小脚又骨瘦如柴的大姑掉下来，所以我不敢任性，更不敢打驴，只好任着驴的犟性，让它拉着我跑。驴在走，我在跑；驴在跑，我在追。我跑着，追着，汗不停地流着，为了看清前面的路，我不停地用衣服的袖子擦汗，擦眼。就这样我一路跑一路追了几十华里，天黑前我们安全顺利地回到了家。大姑一路颠簸受累歇了好几天才缓过身来。刚到家的我张着大嘴，喘着粗气，浑身都湿透了，像个落汤鸡。所好，缓了一会我就没事了，也不觉得腿有多疼，腰有多酸。年轻时多出力、多流汗有许多的益处。

　　美好的记忆总是难以忘怀，可那些既丢脸又丢人的事情往往也是刻骨铭心的。在我们村年龄相近、上下差不了两三岁的小孩有几十号，我们同岁的就有近十人。虽然是一个村子，但上街与下街相距几百米，尽管这样，大家常常聚在一起。有时丢手绢，有时捉迷藏，男孩子们还经常摔跤，碰拐子，看谁的力气大，有时还相互不服气，摔个不停，有时摔得摔得就打了起来，甚至骂架还要捎带上大人。一次我与同龄的杨占亮俩人摔跤，他的个子比我高，力气也要大我一些，不管我怎么用劲总是摔不过他，摔的中间我们俩人就恼了，一气之下的我，从地上捡了一块石头径直跑到他们家的房前，狠狠地将石头朝窗户扔了进去，将窗户上的一块玻璃打得粉碎。幸好家中晚上没人，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这件事情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刻在心中。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后的今天，每当提起这件事情心里都是酸酸的，脸红耳赤。我与杨占亮不仅同岁，他父亲与我父亲还是亲表兄弟，我的奶奶正是他的亲姑奶。我们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毕业都是同班同学。

 

 

十　童年岁月

　　初中毕业后，我到县一中读高中，杨占亮留在白土窑农中读高中。高中毕业后我留校当代课教师，他到大队一段时间后又调到公社当了通讯报道员。后来，我们都成了工农兵学员，他早我一年到上海化工学院，大学三年毕业后分配到保定市工作。我到张家口师专学习，二年大学专科毕业后又回到县一中当了教师。孩童时代同住一个村，同饮一井水，一起玩耍有时还要打架，步入社会各奔东西，变化是很大的，但不管怎么变化，我俩间的友谊不变，而且与日俱增。每当他从保定回老家总是要登门看望我这个只比他大几个月的隔辈表兄。我们促膝长谈，开怀畅饮，激扬文字，有哭有笑，这几乎是每次相见必做的功课。一九七九年我的父亲身患重病，他从保定专程赶回老家看望，让我倍受感动。他的对象麻秀春是张北人，河北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沽源县医院当医生。那时我刚刚成家，工资不高，底子薄，生活水平很低。尽管这样，我也常常将弟媳接到家中吃饭，哪怕一顿饭四五个人连半斤肉都不够，心里却总是热乎乎的。几十年后我们还时常提起过去那艰难困苦的岁月，提起那菜中零零星星的几片肉。

　　我的儿子长大后，大学、研究生都是在保定河大就读。七年的时间杨占亮、麻秀春夫妇对我们的儿子倍加照顾，深深地感动着我和夫人。他们的儿子毕业后与儿媳一起在石家庄成家工作，有了小孩，我们一家五口还前去贺喜。两大家子三代十口人，连同我们的父辈、祖父辈五代人有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完的情，血脉相连，源远流长。

　　我的同村小伙伴胡正亮比我大两岁，性格也与我大不相同。高高的个子，修长的身材，不多言，不多语，一天也说不了几句话。可能是遗传之故，很像他的父亲。我们不仅同村、同学，起初还在同一个生产队，假期干活劳动还在一起。胡正亮有几门亲戚常常是“嘴尖毛长”，腰软肚硬不愿干重活、累活，经常与担任生产队长的父亲发生矛盾甚至口角，然而，这些并未影响我与胡正亮间的关系。我们小学、初中都是同班，高中虽不同班，但是同校。他早我一年读张北师范，在师范读书期间就与同班同学王凤荣处成对象，他还特意写信让我到张北与他见面参谋商量。看到他们相貌般配又如胶似漆的情景，我自然是“上天言好话”。他们毕业后都分配到白土窑中学教书，婚后生育一儿子。没有几年两人又调到长梁乡中学，只因王凤荣的老家是长梁乡狐狸沟，方便照顾老人。我在教育局工作时，有一次到长梁乡监考，曾到他们家做客，看到他们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生活水平比我们高不了多少。一次，胡正亮到县办事去家里看我，我恰好到树地剪树枝，他找到地里，我们一起剪树枝，一起往回运，足足忙了半天，累了半天，让我感动到今天。“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患有高血压的胡正亮因走路不慎摔了一跤而患上了脑溢血。最近几年，我们夫妇每回老家总是前去看望他。不能讲话的他两眼噙含着泪花仍在乱喊乱叫，他那热情激动的样子，让我顿生很多的伤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