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长虹(1898~1954),山西盂县人,诗人、作家。

在延安的时候，高长虹竟要求和斯大林辩论。那是上世纪40年代，他的一本政治学著作，观点与斯大林不一致，不能出版。

此时，他最初奔赴延安的满腔热情已经不复存在，追求民主、自由的热情也逐渐淡去。延安文艺座谈会举行时，他接到请柬，却表示自己只是“研究经济的”，文艺只是业余爱好，拒绝参加。在当时延安的文艺界人士中，他是唯一受到邀请而“因故未去”的人。

这是被认为“狂怪”的高长虹，留在公众印象里的最后表演。此后，无论是文学史还是报刊上，他和他创办的狂飙社，都不见了踪影。

此前，作为狂飙社的创办人和精神领袖，高长虹在文学界名噪一时。他创办的狂飙社，与创造社一起，被认为是当时最重要的文学社团。他创办刊物，发表文章，成为许多人仰慕的偶像。当他的第一本诗集问世时，许多人纷纷写信表达仰慕，其中有3位女性后来成为作家，她们是许广平、石评梅和冰心。

而这些声望，统统被后世的记忆掩埋了。人们关于他的最多描写，停留在他和鲁迅的一场激烈冲突之上。当时，原本与鲁迅关系密切的高长虹，突然与鲁迅发生激烈的争论，并公开发表文章互相指责。许多研究者认为，这场与鲁迅的冲突，使高长虹随着鲁迅地位的逐渐提高而成为“全民之敌”，从而成为他被遗忘的原因。

从之前留下的只言片语中，学者董大中力图拼起高长虹的形象：他个子不高，白白的脸，很精干，不爱出风头，口才也不行，说话不利索，许多被他才气吸引的人，“一见面，都很失望”。

这个外表普通的山西人，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多面的。他内心骄傲而狂妄，据说，他的骄傲自大“人所共知”，自己也从不否认。对朋友之外的人，他“采取一种不理不睬甚至嫉恨、蔑视的态度”。不过，高长虹虽然固执，却心肠不坏。熟悉者称，他如果发现自己错了，会马上改正。

高长虹的作品虽然受到追捧，自己却从不爱惜，他出书的主要目的是钱，之后也很少过问。不过，即使这样，他也很少有积蓄。一生颠沛流离，四海为家，有时候睡在大街上，有时候没有钱坐火车，只有搭乘过路货车，自己也毫不在意。

尽管他有时几天都吃不上饭，却仍旧跑到图书馆查阅资料，忙着编辑字典、阅读列宁著作、研究辨证法。与文学创作相比，他更热衷于研究经济、政治学，并且热心开矿等事务，以图对国家有所贡献。他曾经游历日本、欧洲、香港等地，但最终还是抱着对革命圣地的理想，来到了延安。

在延安，尽管鲁迅已经被树立为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与鲁迅发生过激烈争吵的高长虹还是受到了很高的礼遇。他被安排单独的伙食，不停地受邀参加各种文学座谈会和诗歌朗诵活动。他的名字屡屡作为文艺界重要代表，出现在报刊和画册上。

这时候的高长虹，狂怪性情不改。当时的边区政府请他担任文协的副主任，却被他推辞。有一次，周扬请他到鲁迅艺术学院做报告，他大声地说：“艺术就是暴动！艺术就是起义！”说完看着周扬，一句话也不说。等抗战胜利了，毛泽东问他想到哪个解放区时，他回答说：我想去美国研究经济。

“他没有把自己融入这个社会。”董大中如此评价高长虹在延安的作为。他变得孤僻，整天躲在窑洞里不出来，偶尔见到人，也不打招呼，低头而过。

在董大中看来，高长虹“是一个大孤独者”。他既反对政治上的权威，也反对思想上和人格上的权威，这种脉络，从他与鲁迅的争论，延伸到他在延安的表现，而这一切，都是不合时宜的。

而这种文化性格，也是后世认为是高长虹在历史上消失的最大原因。随后不久，高长虹离开延安，匆忙离别家人，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只有一些零星传说偶尔被人提起。上世纪50年代，有人在东北局宣传部的招待所里见到了高长虹。他一个人坐在面墙的桌子边吃饭，满头白发，不言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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