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私塾更直观的印象，则来自先祖父科凤公。先祖父科凤公是1920年生人，他的外祖是我家乡清末民初著名的私塾先生。科凤公仅随外祖读过一年私塾，但却是那个年代我们月下村（月下是花山下面的自然村）唯一的文化人。科凤公能写大字，会打算盘。村里人写书信，都找他代笔。逢年过节、婚丧嫁娶，所有的文字，也都出自他手。因为我是长孙的缘故，祖父写字时，我总在一边陪侍。有时帮祖父打下手，譬如牵纸、叠格子。祖父一边写，一边念给我听。对联写好之后，嘱咐我挨家送去，将对联念给人听，并监督人家贴好——既不能将两副对联贴混，也不能将一副对联的上下联贴反（上联一定要贴在右手边）。我从小比同龄人字认得多一些，大约得益于此。祖父写大字，从来都是悬肘，且只写真书（又称正书，楷书），从不连笔。祖父所写对联，多是五七言，据祖父说都是他外祖写过的。在一边看得多了，我至今记得一些，譬如孝联“守孝不知红日落，思亲常望白云飞”、厨房联“烹煮三鲜美，调和五味香”。我印象最深的要数祖父念对联的调子。祖父念对联，是有节奏的：一般是两字一节，偶尔是三字一节。而且节奏有长有短，错综搭配，和学校里老师教我们念书完全不同。此外，祖父念对联的字音也很特别，既不是我们学校里教的“塑料普通话”，也不完全是方言音。

少年读经有利于培养传统文化修养

祖父有时候给我讲道理，会引用书上的话，还专门加上一句——这话是孔夫子说的。祖父见我好学，每每也额外教我念几句“赵钱孙李”“天地玄黄”。祖父引用书上的话，或者教我念“赵钱孙李”“天地玄黄”，都用一种很特殊的调子。他过世之后，我再没听过有人这样念书；直到上个世纪末，在北京大学遇到先师莎斋夫子（吴小如先生）。莎斋夫子比科凤公小两岁，是著名文史专家。我常去莎斋夫子家里听他讲书。第一回听莎斋夫子念诗，念的是清人的“一树绿能遮两岸，点尘红不到深山”，当时我就惊呆了——莎斋夫子念诗怎么和我祖父念对联一个样呢！也是节奏分明，略带拖腔，有的音长，有的音短。我神思恍惚，差点儿以为是在听先祖父科凤公念对联。我跟莎斋夫子投缘，大约与此情结有关。莎斋夫子给我讲旧诗的声律和对仗规则，我一听就懂。我向夫子请益，凡是念古诗文，也很自然地和他一样用“依字行腔，平长仄短”的传统诵读法。莎斋夫子念古诗文的腔调，唤醒了我少年时代的记忆。几乎在顷刻之间，我意识到中国旧诗的声律特征是半逗律和二字拍；忽然明白先祖父是用传统吟诵调念对联。科凤公从外祖念一年私塾，是用吟诵法念“三百千千”。他读的字音，是传统文读音。明白之后，我不由得对传统私塾教学佩服得五体投地。单就培养传统诗文修养来说，私塾的教学效果实在是太好了。祖父的经历，也让我意识到童蒙诵读是何等的重要：一个人的传统文化修养，往往取决于少年时代有没有诵读过经典。我后来关注传统私塾教学并致力于传统文化教育，都与这一认识相关。

莎斋夫子说他也念过私塾，是由其尊人（对他人父亲的称谓）玉如公请佟厚斋老先生上门授课的。佟老先生是旗人，人很好，当时没有工作，生活困难，玉如公便请他上门做西席，教两位公子念书。莎斋夫子当时十岁，念《孟子》；弟弟小一些，念《弟子规》和《龙文鞭影》。佟先生教《孟子》，是一句一句地讲。莎斋夫子当时在汇文一小读书，私塾是在家才念，一周三次课，并没有念多久。其实，莎斋夫子的启蒙教育更多的是家学。自上小学起，每天晨起盥洗之时，玉如公口授绝句一篇，用的本子是王渔洋《唐人万首绝句选》，也用《唐诗三百首》。玉如公教读唐人绝句，用的是传统吟诵调。坊间流传有莎斋夫子的两篇杜诗吟诵音频，我问莎斋夫子，回答说系其尊人玉如公所授。玉如公幼时跟南京的先生读私塾，当是南京一带的吟诵调。莎斋夫子15岁时曾休学一年，在家念书，每天念古文两篇，以背诵为主。用的本子，以《古文观止》和《古文辞类纂》为主。莎斋夫子学养深厚，便是得益于青少年时代的诵读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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