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的尼姑群体中，固然不乏在庵中清修之人，但很多还是出入于缙绅官宦家中，甚至出现了一些游方尼姑。万历二十四年冬天，有一位尼姑游方到了浙江 嘉兴。这位尼姑在湖广出家，为人慧辩知书，自称出自湖广名族，并从某位和尚处受法。她一到嘉兴，缙绅人家的妇女无不与她交游，势倾一府，并打算聚众设法。 当时嘉善县人沈元听说此事，就对朋友说：“嘉禾东南名郡，士大夫甚众，竟不能出一言去之，任妖尼惑乱若此乎？”于是，就写诗一首，寄于此尼，示以道理，并 在诗后用大字写道：“当急还家室以正首邱。”此尼得诗之后，只好悄悄引去。

    在明代的官方法律条文中，对尼姑犯奸有惩治条例。如弘治七年(1494)，明孝宗下令，“僧道尼姑女冠有犯奸宣淫者，就于本寺门首枷号一个月，满日 发落”。即使如此，在明代的女尼中，还是出现了与世间俗人私通的现象。如饶州有一女尼，与士人张生私通，最后还嫁给了张生。有人专门就此事赠一 诗，云：“短发蓬鬆绿未匀，袈裟脱却着红裙。于今嫁与张郎去，羸得僧敲月下门。”

    何以会出现这种现象？究其原因，有些尼寺，本来就是贵族家庭姬妾出家之处，这些大家族出来的削发之尼，难免尘根不断，甚至做出与人淫乱的丑事。如北 京英国公宅东有一尼姑庵，就是他家退闲姬妾出家之处，门禁相当严慎，一般之人也不敢进入。但并非所有的尼寺都有如此严厉的门禁，有些也并不禁止一般男子进 入礼拜。这些男子进入尼寺之后，就不免为里面那些不安分的尼姑所惑，甚至被人养在寺中，直至死亡。

    这决不是虚言，完全可以拿发生在永乐与天顺年间的两件事情加以证实。永乐年间，有工匠在修理一座尼寺时，在寺里发现了缠棕帽，帽上 还有水晶缨珠。工匠就将寺中所得之珠拿到市上出售，被主家发现而告到衙门。官员在审问此案时，问工匠珠子的来处，工匠就如实交代，才知有一少年因为偷入尼 寺，而为纵欲尼姑所留，最后死于色欲。为了隐瞒事实，尸体无法运到外面，就只好将其肢解，埋在墙下。

    又天顺年间，常熟有一位到京城参加会试的举人，闲来出游，七天没有回家，无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其实，也是到了一所尼寺，被群尼所留。每天早上，尼姑 开门出去，到了晚上再偷偷携带酒肴回到寺中，与这位举人饮酒取乐，所以根本无人知晓。一天，举人起了惧怕之心，于是跳墙出来，已是“臞然一躯矣”，身子瘦 得令人难以相认。

    明代尼姑的世俗化倾向，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其一，尼姑不再拘囿于庵院的清修，而是留恋尘世的繁华，不仅在穿戴上模仿世俗妇女，而且与民间妇女多所交往。如当时南京一 些“尼之富者”，不仅“衣服绮罗，且盛饰香缨麝带之属”，而且“淫秽之声，尤腥人耳目”。又如在赵州，在每年的四月八日、二十八日，各寺的尼姑就 作会，“富愚赴会施供”。明人归有光也有下面的揭示：“尼媪往来富贵家，与妇人交杂膜呗，尤数从寡妇人游。”

    其二，尼姑在与世俗交往过程中，不再坚守佛门清规戒律，而是熏染了很多“淫污”习气。如明代史料揭示道：“又南京尼僧，视别省为尤盛，淫污之俗，视 别省为尤剧。尼僧外假清修，内实淫恣，有暗宿奸僧，袈裟莫辨，诱招女妇入庵礼佛，恣肆奸淫者，有群诸恶少，窃伏庵院，诱妇女礼佛，潜通奸宿者。”(36) 可见，这些尼姑不仅自己“暗宿奸僧”，而且引诱妇女进入庵院，“潜通奸宿”。

    明人李开先所著《新编林冲宝剑记》一剧，对尼姑对世俗生活的追求有深刻的揭示，显然可以与史料相互印证。剧中所塑造的尼姑，确实正如他自己所说： “脸是尼姑脸，心还女子心。空门谁得识，就里有知音。”作为一个出家人，原本已是五根清净，但这些尼姑却对民间流传甚广的山歌，诸如《锁南枝》、《山坡 羊》、《清江引》之类相当熟悉，而且经常挂在口头哼哼。随后，剧作为了对这些尼姑作更深入的描摹，就故意写了一首《清江引》，让尼姑清唱，其中云：“口儿 里念佛，心儿里想：张和尚、李和尚、王和尚。着他堕业根，与我消灾障。西方路儿上都是谎！”尼姑不但与张和尚、李和尚、王和尚之流偷情，而且惯于说些风月 话，诸如借佛之言云：“法轮常转图生育，佛会僧尼是一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尼姑与世俗的交往相当密切，时常拜认一些干爹、干娘、干兄、干弟，甚至 结识一些“好风月的游僧”。

    针对女尼交通大家妇女的行为，自明初以来，朝廷乃至地方官员，无不采取一些措施，以抑制这种佛教门风的衰败。洪武年间，明太祖曾经派人暗访在京将官 家庭奸情之事。当时女僧引诱功臣华高、胡大海妾数人，奉西僧，行金天教法。获知确切消息之后，明太祖下令将两家的妇女与西僧、女僧一同投入河中处死。万历 三十三年，周孔教巡抚江南，正好苏州发 生了假尼行淫之事，于是就下令，“罗致诸尼，不笞不逐，但以权衡準其肥瘠”，每斤按照猪肉价格卖给鳏夫。霍韬任南京礼部尚书之时，也对尼姑此风进 行了清理，允许尼姑嫁人，限定三月以后则将尼姑配作军人为妻。其中50岁以上的尼姑，则别有处分。至于妇女，则严禁她们进入寺庙拜佛。

    按照明朝很多人的说法，或者用佛家的话头，晚明是一个“末法”世界。生活在这一末法世界中的尼姑，“多游族姓”，亦即与大族妇女交通，当然是一种大众化的习俗。明人周清原在其所著小说《西湖二集》中，对尼姑曾作了较为全面的评价，不妨引述在下面，作为全文的结束语。按照他的说法，世上的人大都有好有歹，难道尼庵都是不好的么？当然，尼姑中尽有修行学道之人，不可一概而论。

    随后，周氏话锋一转，对尼姑败坏妇女风气的危害性直言相告。他认为，尼姑中毕竟不好的多于好的。况且那不守戒行的尼姑，谁肯说自己不好？她们往往是 假至诚假老实，通过甜言蜜语，哄骗妇人。更兼尼姑可以直入内房深处，毫无回避，不唯“窍”己之“窍”，“妙”己之“妙”，还要“窍”人之“窍”，“妙”人 之“妙”。那些妇人女子心粗，误信了她至诚老实，终日到尼庵烧香念佛，往往着了道儿。还有的男贪女色，女爱男情，幽期密约，不得到手，走尼庵去私赴了月下 佳期，男子汉痴呆懵懂，一毫不知。一言以蔽之，“大抵妇女好入尼庵，定有奸淫之事”。

    周清原的这种担心并不孤立，而是当时文人士大夫普遍的看法。正因为此，时人才将尼姑归入“三姑六婆”中，成为文学作品所刻意描摹的定型人格。这或许 是因为那些文人士大夫为了挽回世风，而不得不将尼姑世俗化的危害加以夸大，但确实部分道出了当时佛教界的实情。这有史料可以证实。如弘治年间，延绥巡抚黄 绂奉明孝宗之诏，毁掉庵寺，并将尼姑解送巡抚衙门，“给配鳏士”。此令下达之后，人人大悦，尼姑无不愿配，甚至出现了“去位尼有携子拜跪路傍远送者”的景 象。尼姑中确实存在着留恋世俗的情结。

    尽管在明代的尼姑群体中不乏具有恋世情节者，有些甚至僧尼相通，但从总体来说，佛门尼姑尚有不少能恪守清规，过着安静的清修生活。如明末崇祯年间， 兵科给事中沈迅上疏，其中有“即不能如唐臣傅奕所言，命僧尼匹配，增户口数十万，亦宜量汰”等语。此疏被人误读，一时哄然讹传，认为朝廷不日将推行“僧尼 匹配”政策，于是“京城诸尼，或易装越城，远匿村墟，皆以偶僧为懼”。

    就尼姑“以偶僧为懼”的心态而言，尼姑的恋世情结显然仅仅存在于部分的尼姑群体之中，尚未构成尼姑的普遍现象。换言之，尼姑的世俗化行为尽管已经较为风行，但她们中的大多数人既然已经出家，就不再留恋世俗的情感生活，更遑论与和尚结为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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