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一个传奇，他的家族同样传奇。两百多年来，曾氏后裔有成就的多达200余人，大多成为学术、科技、文化领域的精英。古人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俗语也有“富不过三代”的说法。然而，曾氏家族绵延十代，至今没有出现过败家子，堪称中国家族史上的奇观。其中的奥秘究竟何在？

答案就在曾国藩家风里。曾国藩家训的内容很多，而尤其值得现代人注意、重视和借鉴的，是以下三大要点。

不睡懒觉，相当重要

对于入睡越来越晚的现代人来说，早起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情，但曾国藩家族家风的一大特色，便是规定必须高度重视早起。

说起早起，曾氏家族有着悠久的传统。曾国藩的祖父曾星冈年轻时是一个“浪子”，爱好声色犬马，性情懒惰，“与裘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寝”，太阳晒屁股了，他还在呼呼大睡。

长辈们讥讽他是浮薄浪儿，将成为败家子。一语刺醒浪子心，曾星冈从此“立起自责”，悔过自新，“终身未明而起”，开山垦荒，凿石决壤，连通成片十数畛，成为立家基业。并且，他还总结出“八字三不信”治家口诀，成为曾氏家族的传家宝。

书蔬鱼猪，早扫考宝。

——曾星冈治家八诀

“书蔬鱼猪扫”就是读书、种菜、养鱼、喂猪、扫地，为居家之事；“早”是清早起床，“考”是重视祭祀祖先，“宝”是亲邻睦友。

到了曾国藩，他也把早起当成自己修身养性、锻炼意志的重要生活习惯，终身躬身践行。

在祖父治家“八诀”的基础上，他扩充提出了八本家训：

读古书以训诂为本，

作诗文以声调为本，

事亲以得欢心为本，

养生以少恼怒为本，

立身以不妄语为本，

居家以不晏起为本，

居官以不要钱为本，

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居家以不晏起为本”，早起同样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翻开《曾文正公家书》，可以发现，就早起这件事，曾国藩对家人有颇多叮咛。

在给四弟曾国潢的家书中，曾国藩说，祖父留下的八诀家训，“若不能尽行，但能行一早字，则家中子弟有所取舍，是厚望也”。又说，“欲去惰字，总以不晏起为第一义”。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则不厌其烦地询问：“尔在家常能起早否？诸弟妹早起否？”

早起为什么重要？因为能不能做到和坚持早起，体现出一个人的心性和习惯——能否做到自我约束、是否具备恒心和毅力、是不是勤奋努力，而这些无论对于做人还是成事，都是最重要的根基。

有意思的是，早起这一点甚至影响了晚清另一名臣李鸿章。1859年，李鸿章来投靠曾国藩，在湘军军营中当了一名幕僚。李鸿章那时年轻任性，爱睡懒觉，而曾国藩给湘军定下死规则：天未明就得吃罢早饭，有仗打仗，无仗操练。他本人也跟湘军士兵一样，每天天未亮时，与幕僚们一起吃早饭，一边吃一边聊天。

李鸿章连睡三天懒觉后，第四天曾国藩发飚了，当面训诫李鸿章：既到我这里来，就要遵守我的规则，最后说：“此间所尚的，惟一诚字而已！” 说完，看也不看李鸿章一眼，拂袖而去。李鸿章惊坐原地，羞愧难言，从此睡懒觉的病给治好了。

千万别给孩子留财产

对于两个儿子的教育，曾国藩抓得很紧。教子，在曾氏的家庭教育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他对儿子的教育与期盼，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做读书明理的君子

咸丰六年，已为湘军统帅的曾国藩认认真真地给时仅九岁的次子纪鸿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

那么，什么是君子呢？曾氏接着说：“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意味勤劳俭朴，能靠自己的力量生存，不怕劳苦，可以过好日子，也能过苦日子。这种人就是君子。君子是具有好品性的人，与财富、地位、权力无关。

这就是说，曾氏不期盼子孙做大官，做出人头地者，他只希望子孙能通过读书明理这个途径做品性良好的人。

从小事做起

曾氏常对家人说：“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不要轻看了家庭中的日常琐事，这中间就包含着处事待人的绝大学问。家庭中大事不多，多的是小事。从小事做起，养成良好的习惯，便可以走出家门做大事。

我们打开一部曾氏家书，迎面扑来的都是曾氏在告诉儿子从小事上做起：诚实，从不说假话做起；勤奋，从不睡懒觉做起；戒骄，从不讥笑人做起；戒奢，从不坐轿做起；端庄，从步伐稳重做起。

一桩桩一件件小事都做好了，人的总体境界就提高了。

不留财产给儿子

早在道光二十九年，曾氏初为大官时便对家人表示：“绝不留银钱与后人。”后来身为湘军统帅，曾氏再次申明他的态度：“仕宦之家，不蓄积银钱，使子弟自觉一无可恃。”

一无可恃，就是不留财产的真谛所在。让孩子觉得没有父辈可以庇荫和凭靠，才会真正自己去努力。这一点，才是留给孩子最大、最可靠的财产。

左宗棠也持这种观点，他说不仅不留钱财，连古籍字画也不留给子孙，曾氏称赞左的这些话是“见道之言”。

林则徐对此也曾说过一段发人深省、堪称千古良言的话：“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可见这是有智慧的成功者共同的洞察。

“同言而信，信其所亲；同命而行，行其所服。”曾氏深知身教重于言教的道理。他要求家人做到的一切，自己都先做到了，而且做得最好，其本身就是一部最具说服力的教科书。这点也尤其值得中国家长注意。

要高度重视孩子的职业选择

曾国藩家规的一大秘诀，就是高度重视对后代的职业选择。

曾国藩一生做事成功，有一个重要原因，他善于逆向思维。他要让自己的家族长远发展，首先就思考研究历史上很多家族为什么迅速衰败。他说：

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贸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故教造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

他认为，决定家族成败的，是你怎么塑造子孙们的品德品质，而不是给他们留多少钱。这是他研究历代大家族兴衰所得出的结论，有着坚实的事实支撑。

所以，曾国藩确立的家风，第一点，就是注重品德教育。不愿子孙当大官，不愿其为仕宦之家，只希望子孙成为一个君子，或者说是绅士。

在中国古代，包括今天，大家似乎都认为，当官，是最好的事情。所以像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这样的官宦子弟，一生下来，人生似乎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读书，考试，将来“做大官”，光宗耀祖，光大门庭。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

但是曾国藩却不这样想，他一生没让曾纪泽去考科举。为什么呢？

第一，如果专注于科举，只问成绩，不问品德，这个孩子有可能成绩不错，但是性格、品质上出现很多问题。这其实也是今天中国很多家庭出现的问题，分数决定一切。所以曾国藩一直说科举一事，“误人太深”。对这一点，曾国藩是认识得很清楚的。

第二，即使科举成功，进入仕途，当了官，那又怎么样呢？曾国藩自己身为官场中人，他对当时官场的势利和虚伪太了解了。官场是一个最污垢的地方，不光古代如此，现在也是这样。他看到，大多数读书人在官场上沉浮多年，结果是混到了功名利禄，发了家，晋了级，但是丢失的却是初心和人品。可以说，大部分官员，都成了贪官，也成了小人。

所以曾国藩多次说：“凡人皆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他不愿孩子为官的主张，绝非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大智慧。

不愿做大官做什么呢？曾国藩说，“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这是曾国藩家教的第一个特点，从小让孩子有一个高远的胸怀，注重培养他们高尚的品德，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用现在时髦的说法，希望他们成为绅士，而不是执着于事功层面的成功。

这一点，看起来似乎有点知识分子气，太清高，但是事实证明曾国藩看得是很远的。中国大人物的孩子大都热衷从政，这个选择最大的问题是容易坏了心术。你从小就混在这个圈子里，你品质不可能好，结果整个家族风气也都败坏了。决定一个人成败的，是精气神儿，决定一个家族成败的，是风气正不正。一旦风气败坏，你这个家族就完了。

我们看曾国藩家族，后代里当官的不多。不光是曾国藩的直系后代是这样，他的几个弟弟的后代也是这样，这显然是受曾国藩的影响的。

湘乡曾氏后人的特点是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特别多，不少人还留学欧美或日本等国，其中取得博士、硕士、学士和获得院士、教授、研究员、高级工程师等职称的多达百余人。但是选择到政府当官的特别少。大都是搞教育的、搞科研的、做企业的。

他们虽然绝大多数都没有当官，但是都跟着自己的兴趣走，去做科研，做实业，做一门扎扎实实的事业，而不是到官场上。他们的一生过得很有成就，也很充实。这在中国这个官本位的社会里是很少见的。

所以，像曾国藩这样不功利的家长，不仅在当时非常少见，在今天也是难能可贵。我们今天的家长，很多人都要求孩子非得成功。什么成功呢？挣大钱，当大官，这叫成功。

但是曾国藩的标准不一样。他的成功，是指孩子能够不凭外物，不凭借外在的东西，自己能够在内心找到快乐和宁静。这一点对我们今天的家长应该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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