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倡导“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还大力提倡趣味主义人生观。他认为，趣味的标准不在道德观念，而必须是“以趣味始，以趣味终”，“劳作、游戏、艺术、学问”都符合趣味主义的条件，赌钱、喝酒、做官之类则非。

就他的标准而言，麻将显然也是种“趣味”的游戏。1919年，梁启超从欧洲回国。一次，朋友约他某天去讲演，他为难地说：“你们订的时间我恰好有四人功课。”朋友不解，听解释后方知，原来是约了麻将局。

他在清华讲学时，曾有一句名言：“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可见，麻将对其诱惑力、吸引力之大。他的很多社论文章都是在麻将桌上口授而成，其文不仅流利畅达，而且感情奔放，颇有特色。

胡适对麻将原本不屑一顾，但其夫人江冬秀是个“麻将鬼”，嗜牌如命，每当“三缺一”时，他便抵撑不住夫人的纠缠，也偶然为之，但其技艺低下，几乎每战皆输，只好以“手气不佳”解嘲。

就这样，胡适也间接与麻将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曾谐趣地说，从游戏的特殊爱好上看，可以说英国的国戏是板球，美国的国戏是棒球，日本的国戏是相扑，中国呢?“自然是麻将”。

他曾在《麻将》中说，中国除有鸦片，八股和小脚三害之外，还有第四害，这就是麻将。“女人们以打麻将为家常，老人们以打麻将为下半生的‘大事业’。我们走遍世界，可曾有哪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业的吗?”

有趣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他与江冬秀困居纽约，生活拮据。幸好江冬秀“垒四方城”的功夫十分了得，常打常赢，麻将收入竟成了补贴家用的“计划内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