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事的人大多生性傲岸，瞧不起平庸的人。永州镇总兵樊燮到巡抚衙门办事，左宗棠给他冷板凳，还用言语嘲讽他。樊燮哪能受这窝囊气，一状告到京城，说左宗棠是“劣幕”。咸丰帝也很气愤，下令要湖广总督官文处理此事，若属实则将左宗棠就地正法。官文窃笑，樊燮告状是他的一手策划。这个满州权贵，早就想杀鸡给猴看，杀了“劣幕”左宗棠，可以借此打击日益强大的汉人势力。

此时，国家民族面临前所未有之奇变，西方烈强的洋枪洋炮在瞄准中国，亡国灭种之祸，迫在眉睫，而无能妒贤的小人，却还在搞内耗，躲在密室进行阴谋暗算。

总有些正义的力量。保荐左宗棠的人很多。早在道光末年，咸丰初年，陶澍、林则徐、胡林翼、贺长龄、郭嵩焘等就曾上疏举荐左宗棠才可大用。潘祖荫说，个人去留无足轻重。而湘勇保住了本省，还支援了湖北、江西、广西、贵州，所向无不捷，固然是骆秉章调度有方，实则由左宗棠运筹决策。如果左宗棠走了，湖南就会垮台，东南大局也就完了。咸丰帝终于心动，赦免了左宗棠。已是暮气沉沉的朝廷，多么希望有一点阳刚之气!

新疆告急!

乾隆时代，清军平定西域大小和卓叛乱，收复全部土地，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把西域命名为新疆。新疆其实一点儿都不新，这是一片自汉代就是我国的神圣领土。同治六年(1867年)，匪首阿古柏在新疆自封为王，自立国号为哲德沙尔汗国，宣布脱离清廷。俄国乘机占据了伊犁，英国也虎视眈眈，意图瓜分西北。160万平方公里的新疆，从大清的实际版图上消失了。

十年后的一日早朝，权倾朝野的三朝重臣李鸿章向慈禧太后奏曰：“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土地瘠薄，人烟稀少。乾隆年间平定新疆，倾全国之力，徒然收数千里旷地，增加千百万开支，实在得不偿失。依臣看，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收回伊犁，更是不如不收回为好。”

陕甘总督左宗棠说话了：“天山南北两路粮产丰富，瓜果累累，牛羊遍野，牧马成群。煤、铁、金、银、玉石藏量极为丰富。所谓千里荒漠，实为聚宝之盆。”左宗棠铮铮铁骨：“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环卫北方，百数十年无烽燧之警……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而况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向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为绸缪者也。”在左宗棠看来，“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冠进尺”，收复新疆，势在必行。胜固当战，败亦当战。倘若一枪不发，将万里腴疆拱手让给别人，岂不会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民族情感在左宗棠心里最为浓烈，最为深刻，当民族最危急的时刻到来之际，只有了一种选择，那就是为和平而战，为捍卫民族的光荣而战，直到最后胜利。

看起来是“海防”与“塞防”的分歧，是两个人的辩论，两种思维方式的对比，实质上是两条路线的斗争。面对滚滚硝烟笼盖天山南北，一个是要紧快扑灭硝烟、平息浩劫;一个是听之任之，只求不伤元气。李鸿章有一批支持者，自从独掌淮军，平定捻军功居第一后，历任湖广、直隶总督，官拜文华殿大学士。他是安徽合肥人，而左宗棠是湖南人。李鸿章从心眼里看不起这个湖南人，认为他三试不第，要想入阁拜相是不可能的事情。左宗棠不介意，在同治十三年开了个天大的玩笑。他向皇帝写奏章，准备赴京参加殿试。已是陕甘总督的一品大员，怎么可能去参加当官晋级的入门考试呢?两宫皇太后聪明，马上下道谕旨：特升东阁拜为东阁大学士。李鸿章闻讯丧气，无奈之下还要写信祝贺。

自古以来，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而湘黔多坚毅不拔之人。江淮平原，水乡曲港，则人性柔和，其间也不乏圆滑怕死之辈。李鸿章属于后一种人。他说的话，他对祖国河山的冷漠，他以“海防”重于“塞防”来搪塞收复新疆之举，实在骇人听闻。生命一旦失去民族感，就会在瞬间变得卑贱起来，而无论物质上是如何殷实和富足，地位是如何高贵和显赫。虽然李鸿章后来热心洋务，以图自强，后人有过一些赞誉，但在收复新疆问题上的态度，伤了许许多多中国人的心。

(责任编辑：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