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源，是在农业学大寨时树起的一面红旗。 林源村名的由来 林源，原名叫王家营。１９６５年，省委副书记张承先同志到坝上视察工作，一路很少见到树木。到王家营后，看到村东有一片小树林，就走进这片林子，林子里的风比外边小了很多。听大队党支部书记陈维宪同志汇报：这片林，是在五十年代初由王长之等几位老农栽的。张承先同志听后很激动，就建议把王家营改为“林源”。当时只是一说，并没有写。张承先同志走后，由陈维宪同志和下乡蹲点的干部刘振邦、王政、刘明允等同志商量，林源的“源”字定为园田的“园”。由刘明允同志写好后，让县委书记王命海同志看。王命海同志看后， 将“园” 字改为沽源的“源”。从此王家营更名为“林源”。 打防风墙 林源是个风口。曾有首民谣说林源： “每年一场风，从始刮到终，春天刮出山药籽，冬天刮出犁底层。” 全大队共有４ 个生产队，１６４ 户人家，７５５口人，集体耕地３７５５ 亩。这里的绿色，因风而来的迟缓，走的匆忙。这个村子很穷，最好年景亩产也不过百斤。１９６４年，毛泽东主席向全国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县委抽调一大批干部都到社、队下乡蹲点，抓学大寨工作。林源是县委书记王命海抓的点。但他不常住，而由县委常委刘振邦同志和王政、刘明允、马季友、张爱国同志组成的“工作组” 在林源蹲点。大队党支部书记陈维宪同志工作热情很高，干劲也很足，他在农业学大寨精神的鼓舞下，组织党支部成员（葛振录大队长、王明会计、葛振祯团支部书记、段玉珍妇联主任），讨论如何以大寨人三战狼窝掌、引水虎头山，改造七沟八梁一面坡，战天斗地的革命精神，结合实际，先治住林源的风，保住土。县委书记王命海同志来到这里，看到被风沙打的又黄又瘦的小苗，感到需要有一个立即治住风沙的办法。他出了个主意：打防风土墙，保护农田，促进增产。让社员开会讨论，看行不行。 陈维宪和工作组的刘振邦、王政、刘明允、马季友、张爱国同志坐在一起商量。他们根据地圪塄的作用，觉得打墙是个道道。于是就把打防风墙的意见让群众讨论。老党员刘珠说： “寸草遮丈风，打墙防风肯定能顶事。”这句话提醒了人们，想起二队在东滩那块犯风地，１９６３ 年为了防牲口糟踏庄稼，生产队长葛振祯带领社员挖了一道防护沟，又垒了一道二尺高的圪塄，二十步以里地里的活土风刮不走了，产量明显增加。把这个事实一摆，群众的意见基本一致，觉得此法可行。 每天晚上由工作组同志参加，组织社员在生产队的“饲养房” 里学习毛主席的《老三篇》和大寨人改天换地的事迹，并让每个社员表态发言。 陈维宪领着大队干部，经过勘察，本着因害设防的原则，先选择最大的西滩风口，利用锄苗扫尾与秋收前的空闲时间，组织了８０ 多名男女社员，开工打防风墙。怎么个打法？开始人们心里没谱。陈维宪和“老愚公”刘珠等一马当先，用两天时间，仿照打地埂的办法，打了一个样板，及时召开现场会，传授了技术，指导了全村。抡铁锹动土的活，是很累的。但当时社员们在学大寨运动的影响下，干劲特别足，有的带病干活，有的带干粮，中午也不回家。下乡蹲点的干部，除回县参加会议外，天天都和社员群众劳动在一起， 吃住在一起， 按家轮着吃派饭。每天交１ 斤“粮票”５角钱。底宽五尺、高五尺的墙，一般劳力，一天能打二、三丈。结果第一次，原计划１０天打４堵墙，７天就打成了。 秋天，风一如既往地刮个不停。防风墙起了立竿见影的作用，庄稼没遭风摔。打这以后，林源干部社员打防风墙的积极性更高了， 也更自觉了。秋收结束以后，又组织８０多名男女社员又搞了两次。计划一春一秋的任务，只用了２９天就搞完了。林源人就是用一把铁锹，靠了一双手，打成防风墙１４道，全长１４里，动用１３０００多土方，保护耕田８００多亩。《张家口日报》于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发表了题为《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可以管天管地》的社论，向全区推荐林源防风固沙的经验。 营造农田林网 林源大队在打防风墙前，最先考虑的是用树防风治沙。因树生长期长，暂且用墙挡风沙。就在打防风墙的同时，陈维宪同志就开始带领人们栽树了。 １９６４年，党支部成员多次深入群众中，开座谈会，找到了影响本大队农业发展的三害：风害、盐碱、干旱。风害尤为严重。治沙、保土，必先治风。一是防风墙风化严重； 二是粘性土没有那么多， 长远之计就得栽树，以林挡风。但多数人都说：这里栽树不活。当时陈维宪同志心里也没底，是村东一片小树林启发了他。早在五十年代， 在老农王昌枝的倡导下，几位老人经过协商，从崇礼用半升（计量单位，相当于２．５市斤） 小麦换一棵树苗，换了７０多棵，在村东栽下。经这几位老人的精心培育，这些树都活了。 为了更有把握， 陈维宪同志和葛振祯起早贪黑在村东小树林里剪了２００多根小树枝，剪成七、八寸的段，插在村西沙圪梁和东沙圪梁上试验。 栽下的树枝第二年春天都活了。这更增强了他们的信心。经验和实践丰富了林源大队党支部的思想。营造农田防护林带，逐步实现农田林网化，这样既能锁住风沙，改造自然，促进农业增产，也能解决用材问题，一举两得。为了让群众认识到这一点，更积极、自觉地参加大搞农田防护林带，陈维宪同志带头顶着漫天大雪，迎着六、七级的“白毛风” 跋涉一个个沙丘，走遍一片片荒原，查出６处风口，在４０００亩土地上钉了标记。提出大干两年，一年扫尾，实现农田林网化的战斗口号。在下乡蹲点干部的积极配合和指导下，进行了合理规划。 １９６５年春天，地冻得挖不下去，他们就一点一点地凿坑，把树一棵一棵地栽上。全大队的孩大男小全部参加了栽树。县下乡蹲点的干部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在栽树的工地上，根本分不出谁是干部，谁是群众。 县委书记王命海不论是检查工作路过，还是专程指导，只要一进林源必先到工地参加栽树。刘振邦等４位同志走了，刘礼明、卜金山、赵云邦等同志又来了。不管是谁来，都和社员一起晚上开会、学习，白天参加劳动。 “树木一日栽，千日管”。为了加强管理，林源成立了护林专业队，负责苗木培育和管理。 １９６６年，春旱严重。新栽的树苗眼看就要干死。男的女的， 老人小孩，在大寨精神的鼓舞下， 起早贪黑， 担的担， 抬的抬， 脸盆端， 水壶提，一株一株用水浇，共担水１８０００多担，浇树苗２００多亩。就这样，林源人经过两年艰苦奋战，人工营造了农田防护林带２６条，面积达１１００亩，提前实现了农田林网化，可保护农田２４００多亩。林源营造农田防护林的经验不断在省、市级报纸上整版登载，著名作家浩然也墨染林源。 １９６８年，李炎同志就任黄盖淖公社党委书记后和林业技术员李宝金同志按照林源农田防护林的经验，在全社开展大规模的造林会战。用罗盘定向，拖拉机开路，走到哪里树就栽到哪里，吃、住在哪里。逢山过山，逢沟过沟。林源的经验在沽源的林业发展史上闪着不灭的光。 改良土壤 建设园田 １９７０年秋，国务院在山西昔阳召开全国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发展到更高的阶段。林源大队走在前列。 经过植树造林，风沙基本上得到了遏制，粮食产量有了显著提高，但仍然不能高产。１９６９年，陈维宪同志带领党支部成员到大寨参观学习时，受到大寨建“海绵田” 经验的启发。于是组织社员认真学习大寨人的经验，结合林源实际，提出一个口号： “改良土壤， 根治盐碱， 向碱滩要粮”。 林源大队原有土地６６１１ 亩， 除去造林占去一部分， 剩下集体耕地３７５５亩，其中盐碱地就有１５００亩。他们根据不同的土质，决定采取不同的根治办法：西滩是干碱地，搞深翻晒碱；东滩是涝碱地，搞倒沙压碱；南北滩是沙板地，增施肥料。 林源大队大规模的改造土壤工程连续干了４年。县里下乡蹲点的干部，前脚跟着后脚， 一班接一班。王命海、刘劲光、肖云泉、卜金山、赵云邦、李汉、杨树森、刘礼明、马文林、孙文富等同志都前后来到这里蹲点。 当时，大队党支部书记陈维宪同志提出了五句话：植树造林保护土，兴修园田平整地，倒沙治碱改良土，深耕深翻搞活土，增施肥料培养土。并组织了“老愚公队”、“铁姑娘队”、“铁大嫂队”、“青年突击队”。在倒沙治碱的工地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你追我赶，干劲冲天。女共产党员夏桂英，孩子多，家务忙，坚持每天出工，一天就担７方土，人们称她为压不弯腰的“铁大嫂”。妇联主任段玉珍，带领“铁大嫂”、“铁姑娘突击队”，在一块坑连坑、洼连洼的碱滩上， 起早贪黑， 奋战三天， 倒沙２０００方，填平了６０多个大坑，建成了１１亩平展展的园田。 为了多积肥，各家各户都自建灰尿坑、厕所。牲畜粪便一律归田，枯草朽叶扫在一起，用土覆盖，压绿肥，拉到地里。县委书记刘劲光同志和葛振祯同志一起积肥、刨粪，一干就是６天。县里下乡的同志和社员一起扶犁、甩籽、赶车送肥，样样都干。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用了２４ 万个工，动了上百万方土，硬是把１５００亩盐碱地改造过来，治住了盐碱，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 打井浇地 １９７３年冬，林源大队组织了７５ 人的打井专业队，编成了３ 个组，由大队干部带队，积极打井。他们顶风雪，冒严寒，日夜奋战，可是第一眼井没有打出水来。他们又连续打了３眼，仍然没有打出水来。陈维宪同志没有气馁，学习大寨人引水虎头山的精神， 认真总结， 找到了失败的原因。在下乡干部的帮助下，准确选择井位，改进打井技术，在１９７３年冬到１９７４年春的几个月内，一鼓作气，打成了９眼锅锥井和一眼大口井。后又连续打井，到１９７５年底共打成２４眼锅锥井和一亩二分、一亩大的２眼大坑井，并机泵配套。水浇地面积达１２００多亩，平均每人１．８亩，进一步提高了抗旱能力。 粮食亩产很高。年平均亩产都在３００ 多斤，比学大寨前提高了６ 倍。农科所试验田的小麦亩产量达到１０３６ 斤。其他试验田大部分亩产也达到５２７斤，最高达到９１６斤。最高年份向国家交售粮食１００多万斤。 林源大队在农业学大寨的道路上，走过了一段艰难的历程，在流逝的岁月中留下了一些难忘的记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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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红枫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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