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放之前 几家竞争 在平定堡创建伊始，就有人从业酿酒。据已故的原县副食品加工厂退休职工，宋录老人生前回忆，在民国十八年（公元１９２９年），他爷爷宋柱就被聘到平定堡主持四顺号缸房（酿酒作坊） 酿酒。宋柱， 原是赤城县人，在独石口镇一家叫永兴盛的酿酒作坊当酒大工（即酿酒师傅），后应四顺号缸房聘请来到平定堡。平定堡四顺号缸房是当时平定堡镇颇有名气的酿酒作坊。据说在民国初年即已创办，因系白玉山、南文明、任占武和王七掌柜四家合股经办，故名四顺号。民国十八年，聘宋柱来此缸房任掌柜，即相当于现在通称的经理。四顺号缸房旧址，就在原粮食局院内。因当时此缸房的生产规模颇大， 房产、设备也很多。主要设备有一个大烧锅，近三十个大酒篓。烧锅用于酿酒，每天产量可达３００多市斤。酒篓用作贮酒。每篓可贮三、四千斤。过去坝上房屋都比较矮小，往往一间房只能放置一个酒篓。四顺号缸房年产酒量可达四、五十吨，生产规模是很可观的了。酿酒原料，就地取材。本地的莜麦、荞麦、豌豆均可，酒的质量也颇佳。那时没有化验设备，也没有比重计，人们验证酒质量的办法，就是把酒放在器皿中点燃，看燃烧后的剩余量，确定酒的度数高低。如果原放九两酒，燃烧后剩余量为一两，则称为“九点一”，用现代术语讲，酒的酒精含量（度数）应为９１度。如果是“八点一”，则为８８度左右。当时四顺号缸房酿造的烧酒，大多是“八点一” 或“九点一”。这正适合当时人们爱喝烈度酒的习惯。烧出的酒，除本地销售外，还销往附近各县，宝昌、多伦、兰旗、赤城、龙关等县，销价每市斤合铜子一角多。当时粮食价低，每担莜麦售价才合银元一元左右，照此推算，一斤酒相当于七、八斤莜麦价格。为充分利用酿酒下脚料， 四顺号缸房还养了不少牛、羊、马、猪，并雇用人员专饲喂养。另外还有车倌，担任原料和产品的输入输出。缸房最兴旺时，连同烧酒员工、勤杂人员、副业人员多达一百二、三十号人，真是生意兴隆，在平定堡首屈一指。可惜好景不长，四顺号缸房兴盛没几年，就开始走下坡路了。那时，平定堡传入了天主教，随着天主教势力在平定堡的不断扩展，平定堡镇教友越来越多，平定堡人多难免鱼龙混杂，匪人和歹事时有发生。宋柱对这些现象看不过眼，为此，宋在四顺号没干几年，便愤而辞职，后遂于民国二十九年因病在平定堡去世。自宋柱辞职后，四顺号缸房生意日益不佳，直到解放前夕关门歇业。当时在平定堡几乎和四顺号缸房同时从事酿酒的缸房，还有华盛宫、和顺宫、同义官三处。华盛宫掌柜的叫常和，独石口人；和顺宫掌柜的叫段成美，是平定堡的一个地主；同义宫的掌柜叫李文义，是延庆人。这几家私人经营的缸房，其生产规模、从业人数，均远不及四顺号。但因系私人经营，为求生存和发展，都使出浑身解数，互相竞争。 解放初期 酿酒再兴 平定堡解放前夕，一些比较富有的工商企业掌柜，因怕所谓“共产”，大多挟囊出走。上等人奔天津，次等人奔张垣，再次等人奔乡下。四顺号、华盛宫等几个缸房掌柜，此时也先后出奔，缸房也就关门停业了，平定堡酿酒业暂时出现了空档。此时，宋录、张庆则看准了时机，乘机办起了酒缸房。 宋录父辈们从事酿酒，他自幼耳濡目染，久而久之，对酿酒技术亦很精通。就在解放前夕，宋录看到平定堡酿酒是个缺门，有利可图，于是就办了个家庭缸房（缸房原址就在西围子东墙外，现青年水库西河沿他家旧居。１９５８年建水库时拆迁）。缸房生产规模不大，从业人员，除他本人外，还有妻子儿女等５ 口人。他用莜麦烧酒，每天拌料二斗多，出３０ 多斤白酒，出酒率也折合３０％ 以上。开始时，因水质和其它原因， 酒的质量欠佳，酒的颜色也略显红色。尽管如此，因当时平定堡交通不太方便，加之本地酿酒的也不多，物以稀为贵，故销路尚好。以后，烧酒时间长了，质量不断提高，后来也能保持在“八点一” 或“九点一”，这样，酒的销售就更不成问题了。酒的销路，除批给本镇摊点零售外，还采取以粮换酒和“赊秋”等办法。以粮换酒，一般是４———４．５市斤莜麦换一斤酒，大约比酿酒耗料多一倍。“赊秋” 就是购酒当时不付粮，到秋收后再还粮食。由于受原料、销路、从业人员等条件限制，宋家缸房当时也是小打小闹，时烧时停。尽管如此，宋录因当时烧酒，收入颇丰，在平定堡也是屈指可数的人物之一。后来因国家实行对酒专卖制度， 以及实行对个体工商业限制、利用、改造政策，宋家缸房在１９５２年就停业了。 和宋家缸房同时从事酿酒的，还有张家缸房，掌柜叫张庆，本地人。其从业地址在西围子围墙外西边的黄土坡（现在的西围子灌渠南边的居民区一带）。张家缸房规模、从业人员、酒的质量、销售办法都和宋家差不多，两家可谓旗鼓相当，平分秋色。张家在“三大改造” 前也已停业，张庆一家搬往外地去了。到此，平定堡私人酿酒业宣告结束。 大跃进中 甜菜酿酒 在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时期，又曾一度用甜菜酿过酒。筹划人是副食加工厂的厂长韩志田。韩是河北兴隆县人，当时３０多岁，从部队复员后分配到副食加工厂，他看到当时沽源县酿酒是个缺门，又听说甜菜可酿酒，于是就萌发了甜菜酿酒的想法。那时上项目不讲究什么考察，论证，只要敢想敢干，有“革命热情”就行。开始时在副食加工厂内搞。酿酒是一个车间，后来又从厂内分出，单独设厂，叫做沽源制酒厂。厂址就在平定堡镇东围子西路口北，即现在的北村旅店。酒厂建起后，韩志田担任厂长。酒大工也姓韩，是山东人。当时酒厂的规模不大，职工１０多人，日产量一百来斤。烧酒的原料是甜菜，大约七、八斤甜菜可烧制一斤酒。甜菜分配给各公社按计划指标种植。１９５８年、１９５９年我县社会甜菜产量分别为１１５万斤和８７万斤，其中除部分用作饲料外，其余相当一部分是为保证酿酒原料而种植的。甜菜含糖份多，含淀粉少，因此，用甜菜酿制的酒，虽然名曰“白酒”，实际上比糟酒好不了多少。据测定，有时酒的度数仅为３――４度，酒色红黄，一股菜糊巴味。但因当时市场上白酒供应量不足，这种低劣酒也颇为畅销。酒的销售办法，除了批发给国合商业外，还允许企业自销一部分。企业自销，一是按各公社交售甜菜数量返还供应，二是集体或个人可用甜菜直接换酒。由于是独行买卖，加上企业的辛苦经营，企业的经济效益还算不错。制酒厂支撑到１９５９年，又和副食加工厂合并。后来因地区分配我县包销沙城酒厂的酒，又赶上国家第一次国民经济调整，我县的甜菜酒也被调整掉了。 副食加工厂用甜菜烧酒虽然为时不长， 但却培养了一些酿酒专业人才，也积累了一定的酿酒经验。从１９７０年起，副食加工厂又曾断断续续地烧过几年酒。１９７０—１９７１年，刘玉任副食加工厂厂长时，曾由李秀主持，用高梁烧白酒，年产量达２０多吨。１９７４—１９７５年，副食加工厂再次酿酒，规模仍不大，年产量还是２０—３０吨。不过经过几年的锻炼，副食加工厂烧制的散白酒，味道醇正，质量颇佳。当时县城的职工干部都愿买副食加工厂的酒。据说，１９７５年国庆节前，工业系统在副食加工厂开会时，集体品尝该厂的散白酒，有几个颇称海量的领导，因羡于酒甘味美，情不自禁地多饮了几杯，落得了酩酊大醉。 建国后，我县在酿酒上，几经波折之后，终于在１９７４年秋，办起了一个比较象样的酒厂，这就是后来曾艰苦经营近四年的沽源酒厂。 筹建酒厂 希图振兴 沽源酒厂原是县亚麻厂的一个车间， 后来才分离出来单独设厂的。１９７３年９月２８日亚麻厂失火，把一个好端端的企业烧得大伤元气。为图恢复和发展，亚麻厂领导们在广开生产门路上大做文章。于是在此后不久，先后上了酿酒和纤维板等生产项目。１９７４年秋，亚麻厂领导班子成员张祥德、杜有才、刘志发、王玉贤、周培君等人开会研究扩展生产项目时，据说由厂副主任杜有才同志建议，提出增设酿酒生产这个项目。理由有三：一是我县产粮多，原料充足；二是酒的消费量大，销路不愁；三是副食加工厂几年来断续生产，有一定技术基础。此提议议定后，由亚麻厂以增加酒的生产车间为名，上报县工业局。当时局长张吉聪同志也很支持，曾为此事多次和财税局磋商， 并报请当时的副县长陈文汉同志同意后，才决定上这个项目。于是从１９７４ 年７ 月开始进行筹建，要求１０ 月１日前出酒，向国庆节献礼。筹建人由亚麻厂副主任杜有才同志挂帅，副主任刘志发具体主持，工艺设备等事抽调厂内职工赵满库具体筹备。 筹建的主要事项是： （一）厂址选择。经反复斟酌，决定占用亚麻厂北边路西的原大庙院。这个院解放前是个关帝庙，解放后废弃，后被亚麻厂征用，作为厂内集体职工生活区，内设食堂、宿舍等，经改造后，厂区的布局是：前排正房１０间，原为亚麻厂食堂和宿舍，改为菌种培植室；临街东房７间，后排正房４ 间，原为宿舍，改为贮酒库房；后排原大庙正殿５ 间，定作原料粉碎房，原东西配殿各３间，用于作酒。因房屋不够使用，又在后排原正殿西边新建土木结构正房７间，用作制酒房。后来，酒车间从亚麻厂分出单设后，因生产规模扩大，又续建土木结构西房９间，用作原付料库房。 （二）设备购置。酒厂创建伊始，设备不多，而且多因陋就简。 当时的主要设备有： 锡制浸锅一个。起先是太仆寺旗酒厂免费支援，给了３个旧的。后又由本厂自备锡料，由当时县武装部长张纯玉同志出面，委托太旗加工了一个新浸锅。 烧锅一个。由本县农机三厂制作，工料费约为１０００元左右。 碎料机一台。用的是怀安县生产的锤式粉碎机，投资１６０多元。 扣渣机一台。配套电机３．５千瓦。 发酵用的酒缸２１个，每缸可贮高梁８０斤左右。 木制菌盆２００多个，每个可盛菌种０．２两。 贮酒用的柳编酒海２个，大酒缸２０多个，还有一些必备的化验器具。 这些设备和器具，总共投资不足７０００元，连同新建的七间土木结构房屋，筹建费仅用了将近２万元。设备设计生产能力为二班制生产，日产白酒１吨。 （三）技术依托。我县筹建酒厂，从项目考察开始，一直以太仆寺旗酒厂为技术依托单位。工艺设置完全仿照该厂。当时采用的制酒工艺大致是：投料――碎料――掺兑――蒸料――扣渣――醣化――下窖发酵――出窖――蒸馏――出酒――勾兑。为掌握酿酒技术和配置设备，赵满库等人曾多次去太旗酒厂参观学习。那时候人们的商品经济意识不强，而且也不收技术转让费用，所以，以太旗酒厂为技术依托，省时省事又省钱。 （四）生产组织。开始生产时，规模不大，人员也很精干。按酿酒工 艺组织生产，共设四个小组： 碎料组：二班制，每班２人 快曲生产：三班制，共５人 酒母增殖：三班制，共３人 制酒：二班制，每班７人 车间管理人员４人。即会计员、出纳员、保管员和车间主任。车间主任就由赵满库担任，人员总共３０ 人。这些人员中，除从副食加工厂抽调５――６名有一定酿酒经验的职工外，其余人员均来自亚麻厂职工。 酒厂的生产组织在后来单独设厂后，又有所变动，酒厂生产最兴盛时，人员共４８人，其分工是： 蒸馏车间：二班制，每班１３――１４人 酒母车间：三班制，每班１人 快曲车间：三班制，每班２人 维修发电，二班制，每班４――５人 化验室：１人 管理人员：４――５人就这样，经过不到３ 个月的紧张筹备，终于按原定计划，在１９７４ 年１０月１日前酿出了第一批酒，向国庆节献了礼。 俗话说：创业难，守业更难。沽源县酒厂从１９７４ 年１０ 月正式投产，到１９７８年春天停产，勉力支撑近四年。 起初，一些不明内里情况的人，总认为酿酒是一本万利的事。制酒出现了亏损，是不可思议的。由于酒厂亏损，种种责难纷至沓来，经营者成了众矢之的。于是，为扭转亏损，为拯救企业，屡屡走马换将成了主要手段。 原先，酒车间属亚麻厂时，是亚麻厂的—个车间，由厂副主任杜有才主管，赵满库具体负责。１９７５年下半年，杜有才调出亚麻厂，厂又派李祥主持车间工作。李去没有几个月，因经营成效仍不好转，于是又改派郝英去管理。１９７６年５月，因酿酒和亚麻行业差别太大，于是经县批准，酒车间从亚麻厂分离出去，单另设厂， 厂长由原亚麻厂副主任张玉图同志担任。张玉图，原籍万全县，六十年代末高中毕业后，分配到亚麻厂工作，既当过一线生产工人，又搞过后勤管理工作，对企业管理颇为熟悉。张接任厂长后，为扭转酒厂经营上的颓势，也着实下了一番辛苦，并收到了一定成效。 首先，针对原来出酒率低而不稳的问题，就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等措施，培训职工，改进工艺。他几次派人去太旗酒厂进行对口学习，并从该厂请进两名师傅来厂进行具体指导，经过学习和工艺整顿，酒的生产开始有所好转，出酒率提高幅度也较大， 酒的质量也较稳定。据有关资料记载，当时生产最好时，出酒率曾达到４３％ 左右（即２．１――２．３ 斤原料出一斤酒），接近２．１７斤料出一斤酒的工艺要求。酒的质量也稳定在６７ 度――７０度之间，最高时曾达到过８０度。粮食白酒味感的要求是： “闻着清香，入口甜香，饮后有余香”。当时沽源白酒虽不敢说芳醇甜美，饮后却也利口清爽，因而颇受欢迎。 其次是酒的销售。为加速资金周转，采取薄利多销的销售策略。在销售方式上，一是散酒批发。当时主要是批发给本县烟酒公司，每市斤１．２０元。二是装瓶销售。酒厂委托县印刷厂印制了简易商标， 商标为白底黄字，上印沽源白酒。不过， 瓶装售量不大。三是以粮换酒。当时厂里规定，４斤莜麦换一斤酒，各自作价，不足部分甩款找齐，这样既能售酒，又可解决原料不足的问题。这本来是无可非议的好事，可是在当时，人们改革意识不强，总认为这样做超越了企业权限，名不正言不顺，因此也未能进行下去。 再次是整顿管理，调整生产组织，根据生产需要， 尽量充实一线工人，精简后勤杂务人员，酒厂职工最多时为４８人，而管理人员仅４—５人，占职工人数１０％略多，这在当时县属工业企业中，是首屈一指的。管理人员虽少，但需办的事却一件也不能少，跑原料、运燃料、厂内管理、厂外联系，一样也不能耽误。就是厂长张玉图本人，也是既当厂长，又当采购员、推销员，甚至工人缺岗还得他来顶班。 经过一番努力，酒厂的面貌有所改观，生产秩序井然，再不是过去的乱摊子了。酒的生产能力扶摇直上，固定资产也增到９．７万元。产品销售，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也基本上能做到畅销无阻。就连酿酒的下脚料酒糟，也时常被人们抢购一空，用做养猪的精饲料。 酒厂的兴旺，也与我县的一些有识之士的大力支持分不开。当时吴喜运同志是粮食局的业务股长，那时每逢酒厂无米为炊时，总是千方百计地通过各种渠道，为酒厂筹措原料，但由于职权所限，他可能解决的原料对酒厂来说也是杯水车薪，但其为企业排忧解难的精神，确是难能可贵的。 还有财税局的吴庆元同志，他虽然是个财税干部，但因他会锡焊技术，每当酒厂浸锅出现问题时，只要酒厂有约，他便应邀而至，为酒厂焊补，在这种事上，他从来没有讲过份内份外的话。 沽源酒厂近四年的经营是艰辛的，虽然厂领导和职工都付出了艰巨的努力，但由于当时企业没有自主权及其它原因，不得不于１９７８年春停产下马了事。 几番波折 几度辛酸 沽源酒厂下马之后，我县酒的消费市场出现了更大的空档，于是，外地酒蜂拥而至。康保县的“春醉”、“康保老窖”、涿鹿县有“二锅头”；丰宁县的“九龙醉”；内蒙的“草原白酒”、“宁城老窖”以及四川“剑南春”等，都先后在我县风靡一时。 为了振兴我县经济，让我县人民喝上本县酿造的酒，在县委、县政府的督促下，由县供销社、县经委共同组织，于１９９１年１月２７日，在原麻纺厂二楼会议室召开了恢复沽源酒厂的专题论证会。会议邀请原张家口地区轻纺工业局、丰宁县经委、沽源县各有关部门的领导、工程技术人员和经济管理人员共计２０余人，组成论证委员会，对恢复我县酒厂进行了专题论证。会上，与会人员一致认为，恢复沽源酒厂，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会后根据论证会的结论，于１９９１年９月１３日成立了“沽源酒厂筹建处”。筹建处主任是经委副主任姜桂清， 副主任有张之栋、周占云、吉永斌、李佩云，地点设在原麻纺厂。筹建处成立后，立即着手进行酒厂的筹建工作。 恢复酒厂的设计要求是：以玉米、高梁为原料，酿造浓香型白酒。六个班次生产，年产量为６００吨原浆酒，厂址就选在当时已停产的麻纺厂旧址。 按照上述设计要求，筹建组抓紧进行筹建。一是改造厂房。因系用麻纺厂旧厂房改造，所以工程量并不大。二是购置设备。根据需要，先后购置了浸锅、冷却器、电渗析、酒尾回收器、化验仪器等。三是人员组织。由于当时麻纺厂已经停产，厂内停业人员较多，于是就从麻纺厂待业人员中选取一部分，不足部分从社会上招收。 筹建资金，由县财政拨款１１４万元，又从银行贷款１０万元。这１２４万元用于土建和购置设备的固定资产投资为８７万元，其余３０多万元做为厂流动资金周转。 经过半年多的紧张筹建，恢复酒厂的工作终于有了眉目。１９９２年夏季试产，１９９３年６月２５日开业剪彩，正式生产。 酒厂恢复生产初的１９９２年和１９９３年，生产还较为顺利。１９９３年四个班次生产，年产量达到原浆酒２００吨，勾兑后，出酒３００吨左右。酒的品种是浓香型白酒。除散装外，部分还进行瓶装。瓶装的品牌有“沽水醉”、“太后白”、“沽源春” 等。产品主要在本县销售，部分销到太仆寺旗、白旗等邻近旗县。那两年的经济效益也比较理想。尽管四种税费（即增值税、消费税、城建税和教育附加费）叠加后，税费率高达３７％，但企业尚能维持生产。但好景不长，１９９４年突如其来的农副产品涨价风，使刚恢复不久的酒厂又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原来在１９９３年前，玉米每市斤购进价为０．２７元，最高时也只是０．３５ 元，可到１９９４ 年，一下子就涨到０．８５元。原料价格成倍上涨，产品销售价不能上涨，企业经营效益原来低微，这一来无疑是雪上加霜。还有资金问题。偌大的酒厂流动资金只有３０来万元，除去购买燃料、动力、辅助材料和设备维修、人员工资等，能用于购置原料的钱廖廖无几。可是要补充资金又无来源，资金匮乏，处处捉襟见肘，使企业陷入困境。为使企业得以生存和发展，厂长张之栋、副厂长周占云以及全厂员工都绞尽脑汁，想方设法。例如为筹集资金，曾动员全厂职工集资，每人５０００ 元，但终因人少集资不多，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后虽经多方努力，但仍无法解脱企业的窘境，终于被迫停产。这次酒厂恢复生产的四年半期间，虽然企业本身效益不太显著，但这期间上缴税３０万元，归还投资款利息近２０万元，并使３０多名职工就业，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由于我县酒厂经营困难，经县领导同意，于１９９６年７月１日，把酒厂经营权转租给康保县酒厂，年租金为３０万元（含税金），原定租期为五年，但康保酒厂租赁经营三年来，也因经营效益不佳而停租。康保酒厂于１９９９年底撤出。 时过两年，２００２年２月份，经洽商，我县酒厂由张市金祥云酒业公司（私营企业）承包经营，其法人代表为王京平。他承包后，投资１００万元，一部分用于更新设备，一部分用于改造环境。目前，酒厂生产的清香型沽酒系列有：“金沽”、“百年结”、“一帆风顺”等品牌，年产量为１５０吨。这些产品在我县和邻近的丰宁等县都很畅销。 沽源县酿酒业的兴衰起伏，本文仅仅记述了个梗概。上文所述，也只是县城内的酿酒历程。县城之外，尚有一些酿酒的历史。例如，１９７６――１９７８年，县种牛场曾酿过酒；１９８８年，平定堡镇卡路村在县科委支持下，也曾办过小酒厂，同一时期小河子乡的黑土洼村一位农民也曾办过小酒厂。至于县副食加工厂，酿酒时断时续，还曾改造过酿酒车间，试图在酿酒上有一番作为，但不幸的是，事未如愿。这些酿酒单位和个人，都为时不长，产量不大。 本文承蒙宋录、杜有才、刘志发、张玉图、赵满库、张之栋诸同志热忱提供有关资料，特以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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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红枫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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