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当年这首歌唱红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也正是这位老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让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那一年，我迎来了人生的重大转机——考上了公办教师，告别了民办教师每日10个工分加每月5元钱补助的待遇，每月工资达到了37元。1979年底，我领到了当年10—12月三个月的111元工资后，手捧着这沉甸甸的一沓钱，喜极而泣，说不出的滋味，感觉自己像是最富有的人，因为从小到大第一次拥有这么多钱，尽管在现在还不如一个孩子一个月的零花钱多。
当时的物价在一个时间段内相对稳定，一盒火柴2分，一斤盐1角3分5厘，一斤酱油1角5分，一斤醋8分，一斤白糖8角，一斤猪肉8角，一斤煤油3角8分……
现在看这些物品的价钱很便宜，但当时人们的收入低，手里紧巴巴的，购买力也不行。就说喝酒，瓶装涿鹿二锅头、沙城白酒（黑脸）每瓶1元7角，农村社员是喝不起二锅头等瓶装酒的。馋酒了，只能买8角3分一斤的零打酒，人们亲切地称其为“八三大曲”。
大集体解散后，大队把马作价分给各家各户，大家雇了两个马倌放这群马，一个姓张，一个姓周。两人都嗜酒如命，没有钱买酒，就偷着剪马鬃、掏马尾巴里圈的马尾剪，卖了换酒。一次，两人剪了一些马鬃，卖给村供销社，每人分得2 元5 角钱。周马倌回家后掏出1 元钱，让他儿子去买零打酒，岂不知他儿子更爱喝酒，一顿喝一斤也不成问题，买了酒，半路上差点给喝完，回到家，酒就剩下一个瓶底了。周马倌大怒，正要打他儿子， 一个马主找上门来，责问马鬃的事，周马倌哑口无言，连连给人家道歉， 可人家还是把他告到了大队。大队干部对周马倌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让他归还马主2 元5 角钱。第二天，人们知道这件事后，笑着调侃两个马倌： “你们两个二百五（卖马鬃每人分了2 元5 角钱），卖了马鬃把钱数，真是没事干，纯粹舔猫蛋。”这件事现在听起来似乎挺荒唐搞笑，可细想一下， 又真笑不出来，甚至还有几分悲情。
烟酒不分家，说到酒，就需要说一说烟了。那时，农村的男人基本都抽烟，有自己种的烟，还有买的卷烟。卷烟除了个人抽外，其在红白事、请人帮忙等场合的重要地位至今牢不可破。那时的烟还是“原生态”的， 没有过滤嘴，不带外面那层塑料膜的纸盒包装，点上烟吸一口，直通肺部， 过瘾。以至于后来兴起过滤嘴烟，有的人抽之前还要把过滤嘴掐掉，否则抽得没味。
那时，烟民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穷官厅，富迎宾，不穷不富抽东风”。因为普遍不富，所以，开始是2 角5 分，后涨到2 角8 分一盒的“官厅”烟，黄灿灿的，占领着农村的主阵地；再贵点的，有红色的“东风”， 4 角6 分一盒 ，属“富农”； 6 角钱一盒的白“迎宾”就是“地主”了， 一般人抽不起，就连我这个公职人员也抽得很少，长期以来一直抽的是“官厅”。有谁到供销社买“迎宾”烟，一定是家里来了贵客。便宜的还有“红满天”，9 分钱一盒，有的地方称“1 毛找”，挺形象的，兴了一段时间后就销声匿迹了，确实是不好抽。最便宜的还有内蒙古生产的“野牛”牌烟， 一盒只卖3 分钱，现在人听了绝对不敢相信。我那时也质疑，这3 分钱够不够成本钱？这烟大人基本不抽，都是孩子们背着大人偷偷抽的。
人们没钱，物资也匮乏。就说煤油吧，我村1988 年才通电，之前照明就是靠煤油灯，还有购煤油证，每户每月只供应半斤。夏天白天长，可以节省些留到冬天用。那时人们没钱买鞋，全靠女人自己做，一家五六口人，每个人光鞋就得准备两三双，做鞋时整理出的鞋底有半米高，这些都要女人们一针一线地去纳底。打下一些麻绳，每天晚上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纳底子，往往一纳就是半夜。第二天早上，鼻孔里全是黑的，胳膊酸疼得抬不起来，可晚上还得继续纳底子。她们宁愿自己累一些，也要让自己男人和孩子穿上结实温暖的鞋去走好自己的路，抵御坝上寒冷的冬天。
那时候条件好点的，男的花3元钱买一双“解放牌”胶鞋，女的花5元钱买一双白色或蓝色的网鞋，就能让别人羡慕不已。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已经是公办教师，有了一定的收入，家庭经济状况进一步好转。我曾花14元钱买了一双皮鞋。那也是我第一次穿皮鞋。我很珍惜，每天把鞋擦得亮亮的，走在家和学校上下班的路上，感到很骄傲。可是，再细说一下，却也不尽是自豪。那双皮鞋我一穿就穿了整整八年，直到底子磨到薄得硌脚，帮子裂开了一道道纹，才彻底退役。同事戏言：“照您老先生这么穿，鞋厂都得倒闭了。”
那时交通还是“基本靠走”，农村也就有个牛车，即使是县城，也就是自行车多些，摩托车只有邮递员的“幸福250”。20世纪60年代，我在沽源一中读书，那时，整个沽源县只有县委一辆绿色“212”吉普车，也是沽源县唯一一辆汽车。一次，妻子想去她娘家住几天，我向生产队借了一辆牛车，早上8点出发，一路上牛车嘎吱嘎吱地响着，老牛不慌不忙地走着，50多里的路程走了将近9个小时，到了岳母家已经是下午5点了。
我每个星期都要主持中心校片会，搞教学观摩、听课等。新华、五道沟、四道营、西山坡四个村换着地方开，还要到乡总校开会、汇报工作，步行太慢，借别人的自行车也实在不方便，急需一辆自己的自行车。自行车属紧俏商品，也是很贵的，一时买不了，先攒钱吧。那时我的工资是42元，打听到“永久”“飞鸽”牌自行车是180多元，“凤凰”牌200多元。家里省吃俭用，压缩了其他开支，终于攒够了钱，到处托人买，半年过去了却一无所获。
1986年，托远在尚义商业部门工作的大哥给买了一辆“凤凰”牌自行车。车是买了，可往回运就难了。大女婿王起贵身材高大，体格健壮，就让他到尚义去取车。坐班车去，回来骑自行车。在回来的路上，他抓住一辆汽车车斗，跟着汽车上了路。幸亏那时路况不好，车速慢，否则很是危险， 况且他也跟不上。回家后他讲了这件事，大家都捏了一把汗，多危险呀。那辆自行车的质量好，我也注意保护，像一个忠实的朋友，一直陪伴了我近三十年。
那时，人们基本没有什么文化生活，每年除了过年期间唱几场二人台， 平时就是听个收音机，还是拿到大街上共享的那种方式，书就更少了。我因为爱看书，家里多少还有些书。受我的影响，儿子也爱看书，那时他还小， 有的书还看不懂，我就利用外出的机会给他买些小人书。那时的小人书普遍就是一两毛钱，像《兴唐传》系列，每本1 角8 分，《铁道游击队》《姜维献书》等才1 角4 分，虽然很便宜，我也没舍得一次性买一套，一下子掏两三元钱是要下决心的。他十分爱惜这些书，有点破损，自己就缝缝粘粘。他现在也已经40 多岁了，那100 多本小人书还当宝贝似的保存着。
社会在一天天进步，我们村通电后，文化生活又上了一个档次——可以看电视了。那时买一台电视机，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大事。但我还是准备要买，一是我挣着工资，有这个购买能力，尽管每月工资还不够100 元； 二是妻子喜欢热闹，一个人在家常感到孤闷，抱怨家里没有人来串门，如果人来多了，她就不孤闷了。到沽源县城找了个熟人咨询，他建议不要买， 找人攒（组装）一台吧。于是，花了570 元钱攒了一台14 英寸黑白电视机。买回电视机，急忙找内行安装好天线，虽然信号不太好，有“沙沙”的声音， 屏幕上还有“雪花”，但这并不影响人们观看的热情。那时节目很少，有中央综合频道、沽源台（偶尔能收到太仆寺旗台），但总算让人们开了眼。每天，我父亲和母亲坐在炕头上看电视，他们在有生之年能看看新事物， 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那时，中央综合频道正在播《渴望》，乡亲们每天都到我家看电视，我也尽量满足他们的需要，把门和窗户都打开，把电视机放在屋里最高处，音量也开到最大。人们围着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 几乎是全村人一起看《渴望》。
随着我年龄的不断增长，接触到现代化的东西也越来越多。1995 年， 我买了一辆摩托车，虽然是二手的，花了1500 元，但体验了一把“老夫聊发少年狂”的滋味。那时，我每月工资是500 多元，但已相当于1979年刚转正时42元的十多倍，到乡里开会、走亲访友，有了风驰电掣的感觉。
当写信、拍电报等通讯方式一天天隐退时，电话开始占领通信市场，但我们村程控电话迟迟不能进村，外出务工的人已经带回了手机，用得十分方便。2003年，我也花了780元买了第一部手机，是“长虹”牌的，有什么事一打电话，几千里的距离也能瞬间联系到。那时我的工资已经达到一千二百多元，买一部手机，一月工资还用不完呢。记得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刚刚兴起“大哥大”时，一部就要一万多元。有人举着半个砖头块大小的“大哥大”招摇过市时，会引来无数羡慕的目光，而我那时的工资只有九百多元，对于能有个移动电话是想也不敢想的。
进入网络时代，手机的功用越来越多，听歌、看视频、查询等，几乎顶替了电视和电脑。2018年，我用了4年的“OPPO”牌手机也落伍了，运行很慢，还“发烧”,孩子们说，换一部吧，也安装个无线网，就可以手机上网了。于是，我花了1500元买了一部“华为”牌手机，和年轻人一样，踏上了信息时代的快车。这两部手机的价钱虽都已超过1000元，但只用了不到我半月的工资，影响不到正常生活。
人老了，常常回想往事。大集体的时候，我村有一户，老两口和三个儿子，响当当的四个硬劳力，就一个女人在家做饭洗衣。有一年大丰收，年终分红分得800元。啊，800元！那件事轰动了整个新华村，人们简直是奔走相告，羡慕不已，当事人更是乐得合不上嘴。
而今再看这800元钱，真的不算什么。老板、公职人员等暂且不说，光看农村，一个妇女打工，像切山药籽、栽白菜、砍白菜、摘豆角等工资每天至少100元，忙的时候每天可挣150元。起山药时，一家两口子，女人拣山药每天200多元，男人装山药，按吨/公里算可挣400多元，两口子一天最少能挣500多元，用不了两天，这一男一女就能挣得比那四个硬劳力一年的努力所得还多。
是的，人们的收入在增加，物价也在上涨，这是事实。但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以二锅头酒为例，最初是1元7角一瓶，现在牛栏山二锅头12元一瓶，草原白酒也不过是15元，二锅头酒的涨幅是9倍，两口子打工一天挣的钱能买33瓶草原白酒，再不用喝“八三大曲”了。
我现在退休工资是3800 多元，生活也算“小康”了。上了年纪，烟酒很少接触了，但偶尔也抽点、喝点，22 元一盒的玉溪烟、35 元一瓶的“黄草”（黄瓶帖草原白酒）也是平常之选了。至于衣服、日常用品等，到商场、超市也要选好的买，而不再盯着便宜不放了。
我已年逾古稀，回顾自己亲历改革开放这四十年，经历了无数次购物。如果把物价比作水，把收入比作船，那这四十年的购物和收入变化就是这样，物价之水涨了，收入之船也随之高起，水涨船高，载着我们日子一直向着美好的前方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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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红枫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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