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七〇”后，从小生活在白土窑乡新华村——一个巴掌大的村子，和大部分村人一样，属于“坐井观天”一族。打记事起，除了上学，再就是去地里挖猪菜，滩里拾牛粪，没见过什么世面。
那时，每当有操着收音机里那样话音的人来村里，我们就说“侉子”来了，并把他们说话叫“撇侉子”。
偶有“侉子”来村，小伙伴们就像看到外星人一样，围着人家看，听人家“撇侉子”。有一次，一个“侉子”路过我们村，问我们：“商店在哪呢？”我们很热心，马上回答并指路：“往西走，再往北拐，看到一个营子就是。”
给人家指了路，我们继续在原地玩，一会儿，那个人又回来了，满头大汗，看样子很累，指着我们说：“小孩子太坏了，这么小就会骗人，让我白跑一趟。”小伙伴们都愣住了，面面相觑，无言以答。那人说：“我饿了，想买点吃的，你们让我去的那里，根本就没有商店。”我们恍然大悟，原来他是饿了，要找的是“商店”，而不是我们村所属的自然村“上店”，我们村里有供销社，也就是他要找的商店，而小卖部还没有出现，自然，他到了上店村就一无所获了。我们仿佛做错事一样，赶紧向人家解释，并且把他带到了供销社。
我们村李明龙外出当兵，三年后复员回来，人是回到这个风大天冷人穷的地方了，但心仍在军营。他仍然穿着绿军装，被子叠成豆腐块，睡觉前，把脱下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的，每天早起必须刷牙，而洗脸、洗脚用同一个盆子，每当这时，他大（父亲）就会用含了冰霜的眼光瞅他。
更叫他大不能容忍的是，他竟然“撇侉子”了，叫他大叫爸爸，叫他娘叫“妈妈”，什么“昨天晚上”了，“上衣”了，“看医生”了等书面语成了他的口语。村里人开始笑话他，他一说话，人们就夸张地咧起嘴， 且哼哼两声，说他还“撇侉子”。
他大和他娘气得不行，警告他说，不要再撇（侉）了，不要再每天掏你那窟窿（指刷牙）了，再撇（侉），连媳妇也娶不上了。
娶不上媳妇可是大事，李明龙吓得一激灵，第二天就把部队里带回来的所有东西放了起来。说话一时改不过来，慢慢来吧。
半年后，终于泯然众人，重回“泥身”，再接母语，说话时，一张嘴便露出满口黄牙。
上学了，知道我们从前所说的“撇侉子”的正确说法是“说普通话”。年少的我又一次糊涂了，像收音机那样的话，怎么能是“普通”呢？明明非常高级高档，像我们说的话那么一般般，那么土，是“普通话”才对。直到多年以后才明白，所谓“普通”是“普及通用”之意。
教我们的老师基本也都是村里人，活动范围也就比我们多出个乡政府所在地，去过县城的都很少。他们讲课也不用普通话，在教我们拼音时， 也和我们一样绕不开坝上平舌音、翘舌音分不开的天然漏洞（其实我们没有翘舌音，只有平舌音，平舌音z、c、s 是z、c、s，翘舌音zh、ch、sh 也是z、c、s，不过在读zh、ch、sh 时提高点语调或变个口音）。你想， 他们和我们一样，水果里最多吃过个苹果、梨、西瓜等，你却非要让他们描述荔枝的壳如红缯，膜如紫绡，瓤肉莹白如冰雪，浆液甘酸如醴酪， 或草莓的柔软，肉红而多汁，细腻滑溜、酸甜可口，不是有点强人所难吗？
1987 年，我考入白土窑乡中学，中学的老师讲课，老教师还是最熟悉的乡音。有从张北师范学校毕业的年轻教师则在课上讲起了普通话，果然比我们小学老师说得好，该卷起舌头就卷起舌头，该放平就放平，该发浓重的鼻音就浓，像后鼻音，“蒙”（měng）、“扔”（rēng）、“英”（yīng）、“行”（xíng）；音该前移就前移，像前鼻音，“门”（mén）、“人”（rén）、“音”（yīn）、“信”（xìn）等，真是让我们佩服。
教我们音乐课的是刚刚从张北师范学校毕业的母建华老师，我记得教我们的某一首歌里有“光（guāng）荣”一词，但在我们的嘴里却成了“锅（guō）荣”，母老师一次次纠正，我们就是改不过来。现在我再体会，就是嘴张得不够大，嘴角没有后移。没有身临其境的体会，最终还是没有纠正过来，母老师很生气，却再没有办法，只得任我们“锅（guō）荣”。
一年后，我们村通了电，有了电视，每家房后竖着一根并不直溜的天线杆子，村子上空的天线杂乱无章，横七竖八，却成为那时一道动人的风景。村里电视一般只能收到两个台：中央综合频道和沽源台。沽源台有了《沽源新闻》，播音员当然说普通话。记得那时有两位播音员，都是女的，一位是郑恒帼，一位是赵广慧。郑恒帼还是我们学校的英语老师，这两位成了全县人们的焦点。你想，电视尚不普及，人家在电视里说话，而且是标准的普通话，仿佛天籁之音，怎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郑恒帼老师不但普通话讲得好，而且还很漂亮，身材高挑，那时就长发披肩，一袭红衣，不但在乡中学，甚至在整个沽源县都是耀眼的星星。
1992年，我考上了河北邯郸特殊教育师范学校，刚入学时我担任班上的学习委员。有一天，教务处召开各班学习委员会，安排部署学校“推广普通话宣传周”的工作，学习委员成为各班“推普”的组织者。
这次会议的内容必须传达给全班同学，而要传达就必须用普通话，对于从小长在农村的我来说，简直就是让小脚老太太参加百米赛跑——非出洋相不可。怎么办呢？我决定先做好准备。
我把要说的话都写在纸上，读不准音的字都加上拼音，然后就像背课文一样，一遍一遍地背。为此我还特意买了一面小镜子，一边练发音一边对照书上的舌位图纠正，就因为这，我在宿舍里还落了个“美容大师”的称号。
会后第三天，我这只讲不好普通话的“旱鸭子”终于被赶上了架。尽管做了准备，但走上讲台时心还是“怦怦”直跳。我像读绕口令一样小心翼翼地按照纸上所写的内容读。此时，一个个我分不清的平舌音、翘舌音、前鼻音、后鼻音，仿佛就像一颗颗“地雷”，尽管我努力去“排雷”，还是不幸被“教务cu（处）”“zong（遵）守”“xie（现）在”等给“炸” 着了。同学们听了我这家乡味十足的普通话，都笑了起来。这下我更慌了， 干脆，发不准音的字我就不读，把它写在黑板上，写错了也顾不上找板擦， 就用手去擦，天也热，心也慌，我满头大汗，用沾了粉笔末的手擦脸，结果成了“三花脸”，又引来一阵笑声。我再也讲不下去了，一位同学上来帮我说了说，传达后就匆匆收了场。
“推普周”很快就过去了，我的这次尴尬的“推普”经历也结束了。虽然闹了笑话，但我还是要感谢这次尴尬的经历，正因为它，让我下决心去学好普通话，于是也就有了毕业时二级甲等的普通话合格证书。
1995 年，我师范学校毕业后留在了邯郸武安市工作。虽然离故乡千里之遥，但我的心和故乡永远由一根叫眷恋的情丝牵着，每年寒暑假都要回故乡。
那时，暑假在家里基本住近五十天，这期间，难免要和朋友联系一下， 和师范同学联系就需要说普通话，如果说家乡话，我们互相都听不懂。村里的小卖部有一部公用电话，我经常去那打电话。小卖部是集购物中心、娱乐天地、新闻集散地为一体的场所，有打牌的，有说笑的，还有散布小道消息的。那样一个场合，稍不注意，动作、言语不合适，就会引来哄笑。有李明龙在村里说普通话的“不幸”遭遇，我打电话时是硬着头皮说普通话的，生怕村里人笑话我，但并没有引来人们的注意，大家仍各自忙着自己的娱乐项目。后来，我看到几个外出打工的人来打电话，也是说普通话， 并没有受到嘲笑。
毕竟，村子不再封闭了，有了包容了。
2001 年冬天，我又一次回到村里，听到了一件因普通话直接与经济挂钩的事。
村里人董海旺头脑灵活，人也勤快，种地之余做点生意，丰衣足食， 经济宽裕，一户小康家庭。他每年秋天都要做贩卖羊下水的生意，到沽源、宝昌等地买上羊下水，运到保定自己妹妹那，他妹夫帮他往一个副食市场销，几年下来路子很顺，挣了不少钱。
有一年秋天，羊肉的价钱降低了，羊下水的价钱随之降低，又该收羊下水了，而董海旺他妹夫回了东北老家。保定的那些老客户知道羊下水的价钱降了，但具体降多少不知道，于是给董海旺打电话询问，本来是10元/斤，在董海旺嘴里成了4元/斤，本来嘛，我们只有“si”，而没有“shi”。那些人听了大喜，告诉董海旺赶紧收，迅速发到保定，大家一起发财。
在我们本地，涉及带“4”的价钱、数量，直接说“si”，涉及“10”这样容易混淆的，说着“si”的同时，要把双手食指搭成“十”字来区分。这回由于不是面对面，就没有了双手十指搭成“十”字的机会，老客户在电话那头就理解成了每斤4元。
董海旺按10元/斤的价钱收了两卡车羊下水，急速运到保定，和老客户一交流，双方都傻了眼，保定本地的才卖7元/斤，为了降低损失，只得按5元/斤处理掉。好在是老客户，也为董海旺分担了些损失。
交流不畅，发音不准，普通话不好竟然也会导致经济损失，董海旺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赶紧把在外打工多年、说得一口流利普通话的二女儿叫回，帮助自己料理生意。
2017年8月，堂姐的女儿出嫁，我们组织了亲友团送她到广东雷州，路上要坐飞机、汽车等。这支队伍，除了堂姐，就数我岁数大，剩下的都是外甥、外甥女、侄女。我做好了当“志愿者”的准备，买票、购物等等。但一路上，我却没有发挥“志愿者”的作用，基本是“吃现成饭”，反倒是这些晚辈跑前跑后、购物问讯。
到了雷州，面对难懂的粤语，这些晚辈用熟练的普通话和当地人进行着无障碍交流。我感慨万千，这些晚辈基本上都出生在故乡农村，长大后或上学，或打工，都练得了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在和广东人的交流中，哪里还能捕捉到一丝故乡的话音。
现在村里的孩子们每天面对电视，他们的老师也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了，所以孩子们在平时玩游戏时，也是满口标准的普通话，“老鹰老鹰几点来？老鹰老鹰三点来……”村庄依旧，童音已改。
我有时在县城转转，超市、商场等也进去，如果我说的是家乡话，工作人员就用家乡话和我对话，我有时说普通话，那些年轻的一定会用普通话和你交流，仿佛大脑安装了语言自动转化器。
“藏在闺中人未识”，多少年来，我们沽源县似乎只有“山药莜面大皮袄、红脸黄沙白毛风”，这些成了贫穷落后的代名词。
而今，这颗镶嵌在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南缘金莲川之上的璀璨明珠终于绽放出了光芒，以碧水、蓝天、白云、草原等雄浑秀美的景观迎接着四方宾客。夏天，到沽源旅游的外地游客来到各个景点，除了能听悠扬高亢的蒙古语迎宾曲外，更多的是和你没有障碍的普通话交流，那些导游小姐可能原本就是村里的小妹，但和游客交流起来，却是标准的、带着沽源人民热情的普通话。
现在看沽源新闻，县里的领导讲话很多都开始用普通话，不再勉强， 是油然而出的那种，字正腔圆，标准流利，通过普通话把沽源与外界联系在一起。
如今，“撇侉子”已成为一代人的记忆，渐行渐远。我们要记住我们的乡音，留住乡愁，把根扎在故乡的热土；我们要说好普通话，努力和先进接轨，一起奔赴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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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红枫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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