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该啊，老赵犯这种错误，实在是太不应该了。”这是《环球人物》记者走访内蒙古公安厅相关人士时听到最多的感慨。在他们看来，持枪杀人并抛尸荒野的做法实在不像工作了30多年的老警察能干出来的事，也和他们平时所认识的这位厅长的所作所为大相径庭。

　　据公开资料显示，赵黎平出生于1951年8月，未满18岁就到吉林通辽插队，后当过印刷工人。1972年，赵黎平进入哲里木盟公安处成为一名侦查员，此后一路升迁。1990年，他调至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历任刑侦处副处长、处长，公安厅党委委员、办公室主任、副厅长等职，2005年擢升公安厅党委副书记、厅长。

　　有知情人士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作为内蒙古一位前高官的女婿，赵黎平有背景又有能力，能一路升迁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主理内蒙古警界的7年中，这位曾经的“公安一号”留下了不少印记：2005年，赵黎平提出打击刑事犯罪“速决战”概念，即难度小的一周内破案，难度中等的两周内破案，难度大的四周内破案；2009年，他高调介绍“草原110”机制，即借助无线电通信系统，把对讲机配备到每个牧民家庭，24小时开机，随时有事随时呼叫；2012年初，他着力打造内蒙古警队快速反应能力，规定报警电话等待时间最长不能超过30秒，出警时限则是“城区5分钟、城郊10分钟、农村牧区尽快到达”……一系列举措，都是赵黎平晋级的资本。

　　曾在内蒙古公安厅任职的张甲（化名），与赵黎平有过工作上的接触。谈及这位曾经的老领导，张甲说：“他是公安厅的老人了，为人挺好，不傲气。实实在在地讲，这个人很有才，做事也很稳妥。但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犯了这么低级的错误。”

　　一位接近公安厅的人士回忆，赵黎平口才很好，“讲话非常有煽动性”，能说到人心坎里去，让手下的人心甘情愿为他卖命。他给《环球人物》记者举了个例子：“他（赵黎平）2012年卸任时，给公安厅的工作人员做了最后一次讲话。没多大官腔，就是作为一个工作了很多年的老警察。他当厅长7年，不少人都是在他当领导的时候成长起来的，听着他的讲话都有些舍不得。他说完后，全体公安厅的人都自觉地站起来给他鼓掌，鼓了好几分钟。”

　　2010年5月，赵黎平升任自治区政府副主席。2012年2月，他补选为自治区政协第十届委员会副主席，同年7月因换届和到龄被免去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公安厅厅长职务，次年11月从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任上退休。退休后，他在公安厅游泳馆的二层保留了一间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实际上就是工作室。他喜欢写写画画，有时会找朋友来一起看看书法什么的。”上述消息人士对记者说，案发后，不止这个办公室被查封，赵黎平的司机也倒霉了。“这两天就有同事对他司机说，‘做好准备接受调查吧。"

　　赵黎平还有一个身份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他涉猎较广，著有长篇小说《大司马传奇》、诗集《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及杂文集《中国谋略家箴言》等多部作品。其中，杂文集《大梦谁先觉》曾获1995年内蒙古“五个一”工程图书奖。

　　和在公安厅苦心经营的谦和形象不同，与内蒙古当地的作家接触时，赵黎平总是有意无意地显露自己的官员气派，将自己和其他作家区别开。一位曾与他有过接触的内蒙古作家对《环球人物》记者回忆：“赵黎平在作协开会时总是趾高气扬的，对我们爱搭不理，见了面连招呼都不打，看上去是挺傲慢的一个人。”但退休后，他的态度就转变了，“他刚退下来那一阵，情绪挺低落的，开会也没什么精神。再后来，他见了我们也开始点头、笑一笑、握个手，有时他还能主动和我们聊一会儿天。”

　　多个负面事件都有他的影子

　　担任内蒙古公安厅厅长的7年间，赵黎平也曾卷进一系列负面事件，但仕途似乎并未受到什么影响。

　　在有关对赵黎平的举报中，流传最广的一个来自“万里购林客户”。2007年，“万里大造林”被定性为“以团伙传销形式实施非法经营活动”，时任内蒙古公安厅厅长的赵黎平接手了当地相关善后工作。4年后，一封由“万里购林客户”联名的举报信通过网络传播开来。信中称，正是赵黎平4年来的“种种异常表现”，让他们决心举报。

　　《环球人物》记者注意到，这封举报信直指赵黎平暗箱操作假拍卖，资产严重流失，长时间、大范围设备损毁，涉嫌非法挪用被冻结的管护资金等四大“违法事实”，称其为竭力掩盖自己的一系列违法违纪行为，“利用手中的权力，‘谎报军情’、欺上瞒下，指挥操纵内蒙古公安系统及所谓的‘资产管理人’对善后工作施加干扰，设置阻力，甚至不惜动用警力拘捕阻截依法上访的万里客户，怂恿并暗中操纵对林业资产的‘假评估’……”

　　《环球人物》记者就“万里大造林”与赵黎平的关系询问多位内蒙古公安系统内部人员，他们均表示不愿多谈。前述退休高级检察官则告诉记者，自己在追查“万里大造林”时，曾有领导以“水太深”为由劝他别管了。

　　另一个重被提起的案子就是大名鼎鼎的“呼格案”。2005年，内蒙古系列强奸杀人案凶手赵志红落网，称1996年“4·9”女尸案真凶正是自己，而非已被执行死刑的呼格吉勒图。那一年，赵黎平刚刚履新自治区公安厅厅长。

　　面对新的证据，检方、法院本打算重启呼格案再审，却遭到来自公安机关的重重阻力。更让人没想到的是，当年“破获”呼格案的“第一功臣”冯志明非但没有受到调查，反而从赛罕区公安分局局长一路升迁成为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副局长。2014年底，冯志明才因涉嫌职务犯罪被带走调查，而此时赵黎平已经退休。虽然目前尚无证据显示二者之间有何联系，但有分析认为，“如果没有赵黎平的同意，冯志明能不断带病提拔吗？”

　　还有已持续发酵5年的“杜文公款送礼案”。有消息人士透漏，2015年初，内蒙古公安系统就传出“赵黎平将被调查”的消息，被调查的原因之一，应该就是由内蒙古法制办法律顾问室原副主任杜文贪污案牵出的、涉及130万元的单位贿赂案，

　　2007年，为解决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在深圳一块土地的纠纷，自治区政府指派杜文等人协调此事，并向自治区财政厅暂借2200万元的专项经费。2012年8月，杜文以贪污罪一审被判15年。2014年末，呼和浩特中级人民法院开庭重审此案。庭审中，杜文一改此前“送礼去向打死不能说”的严密口风，首次供述称，2010年3月末，时任内蒙古公安厅厅长的赵黎平以看好一尊铜鼎，需购买后用于向北京送礼为由，从自己手中拿走130万元。

　　据媒体公布的庭审笔录显示，杜文向检察官详细介绍了送这笔钱的过程：接到赵黎平的电话后，他从家里拿了130万元，在省交通厅旁交给赵黎平。赵还防范他是否携带录音设备，并叮嘱他跟别人不要说送了，也不要说不送。

　　赵黎平还被指“染指多项工程”。其中一项工程是自治区看守所和安康医院改建项目。据媒体报道，原本4542万元的立项建设费用，最终决算时却变成了1.2亿元。看守所改建，每平方米花费近万元，建成后却因为监控设施、建造布局达不到公安部的统一标准不能投入使用，只能再次投入近千万元改造。种种细节，让人们对赵黎平产生了诸多猜疑。此外，公安厅游泳馆、禁毒基地和2010年西门宿舍拆迁等工程也都由赵黎平批复建设。

　　赵黎平被批准逮捕后，有关他的种种负面消息仍不断被翻出来。但他到底还犯了多少事？其落马又能揭开多少腐败黑幕？这一切，还都是未知数。（《环球人物》记者姜琨郑心仪）

　　专家解读“百虎”腐败路径

　　退休前手上有权、退休后兜里有枪、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亲手杀人的省部级官员……一系列因素，让赵黎平成为落马“百虎”中最特殊的一个。该案案发后，不少媒体手握大数据分析“百虎”的构成，从年龄分布到地域省市，从职位高低到腐败形式，不一而足。但在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看来，“如果挖到根上，腐败的根源还是权力不受约束、权力失控。”

　　退休前手上有权、退休后兜里有枪、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亲手杀人的省部级官员……一系列因素，让赵黎平成为落马“百虎”中最特殊的一个。该案案发后，不少媒体手握大数据分析“百虎”的构成，从年龄分布到地域省市，从职位高低到腐败形式，不一而足。但在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看来，“如果挖到根上，腐败的根源还是权力不受约束、权力失控。”

　　以目前已经落马的“百虎”为例，几乎每一个都牵涉到“权力失控”的问题，在“军老虎”身上则表现得尤为明显。王长江分析说：“因为我们强调的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腐败分子往往会利用这种绝对领导，使自己凌驾于一些政策之上，不受任何管制。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权力失控，程度只会更为严重。”

　　从腐败路径来看，“百虎”中最突出的是山头腐败，目前查处的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荣4个副国级“大老虎”都与此有关。“所谓山头腐败，就是在体制存在一定漏洞，或政治运行不科学的情况下，一些人为着共同的利益聚合到一起。”王长江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因为权力是自上而下授受的，大家肯定朝着有资源的地方集中，久而久之，就会形成腐败的团伙。”

　　山头腐败之下，则可分为家族式腐败和集团式腐败两种结盟方式。“前者是基于血缘产生的自然信任。当一个人竭力靠近权力中心，同在官场的家族成员朝着共同的家族利益‘使劲’，会让他产生一种安全感。至于后者，少了‘家族内多人为官’的前提，只能更多地依靠朋友等非血缘关系结成联盟，我们通常所说的行业腐败、结党营私等就属于这一类。”王长江说。

　　也有形式上比较个例的，如仇和等明星官员的腐败。“对待权力，有的人怕出问题，做起事来容易束手束脚；有的人则相对大胆，愿意大刀阔斧地去做事。但由于某些权力的界限不清晰，一些官员在大刀阔斧做事的同时，会越过权力的边界，至少会在权力的边界上行走。如此一来，最能干的人，也就成了最容易被腐蚀的人。”王长江认为，必须下大力气改革，为愿意干实事的官员提供足够良好的政治环境，也从体制上堵住腐败漏洞。

　　王长江在不同场合表示，看住权力才是堵漏的根本。“目前，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是，让更多眼睛通过更多渠道进行监督，比如政党监督、媒体监督、公民监督……在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发展后，很多国家的监督手段已经十分丰富和健全，但即便将它们全部用上，腐败也只是‘得到有效遏制’，远没有被根治。更别说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

　　“权力的约束分为上对下的约束，下对上的约束，以及权力的横向约束，非权力对权力的约束，等等。”王长江认为，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目前的反腐还是初步的，处在由治标（震慑打虎）向治本（制度反腐）演变的过程中。“现在一谈到对权力的约束，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上对下的约束，如加强垂直领导、派驻巡视组等，这是我们最轻车熟路的，力度也是最大、最有效的。从下而上的约束呢？横向的约束呢？不能说没有，但与从上往下的约束相比，就是一种‘跛脚’状态，还差得很远。所以我们需要建立一系列的制度，真正将权力约束起来，形成制度反腐。”

　　因“老虎”落马频率不降反升，有人担心，一旦反腐过头，可能伤及经济发展，甚至影响政治稳定。王长江对此极不认同。“腐败最大的危害是对规则的破坏。短时间内，加大反腐力度可能会使市场或权力体制出现某些真空，但我们要相信，市场和权力体制的自我修复能力是巨大的，这个真空很快会被很健康地填充。如果因为这点风险就对反腐收手，等于是长着一颗毒瘤，迟早会出大事。”

(责任编辑：红枫网络)